Page 104 - 《党政研究》2024年么6期

了道德感，对于贫困地区无疑是一种 “何不食肉糜”的荒诞。传统的发展模式未能平衡
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减少贫困之间的矛盾，能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一直是困扰着各国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点。
１９９３ 年世界环境主题日呼吁关注 “贫穷与环境———摆脱恶性循环”问题，指出环境
恶化是第三世界贫困的根本原因。 在此会议的倡导下学者就贫穷与环境二者的关系展开
〔 １〕
了讨论并形成以下结论：贫困与环境互为因果关系 〔 ２〕〔 ３〕 、贫困与环境正相关关系 、贫困
〔 ４〕
与环境耦合关系 、贫困与环境辩证关系 。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曾经也经历了先发展
〔 ６〕
〔 ５〕
后治理的阶段并付出一定的代价。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面对部分地区形成的生态
贫困，从 ２００１ 年起扶贫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相结合，中国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减贫
之路。２０１８ 年印发 《生态扶贫工作方案》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扶贫模式，即通过重
大生态工程建设、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发展生态产业等举措形成了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
协调、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相促进的发展路径。经过近 ２０ 年的发展，中国式的生态扶
贫累计带动近 ２０００ 万人脱贫增收。 为什么生态扶贫能在中国取得成功，实现了既保护了
〔 ７〕
生态环境，又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解决贫困群众增收的双重目标。对此，以往的研究主
要是从生态扶贫的内涵、类型以及从政策制定、发展模式、效果评价等方面研究中国式生
态扶贫成效在国家层面上的治理效能，较少注意地方层面上的具体执行政策机制。本文认
为，自上而下的国家生态扶贫整体性政策固然是中国式生态扶贫的前提与关键，但是，政
策的有效还有赖于地方层面以及基层的具体执行机制，因此，双重目标的扶贫政策是如何
实现的尚需从地方层面观察其具体执行机制。本文通过西部 Ｑ 县的个案研究发现，地方
在执行过程中有意识地将国家正式制度与地方情境中的非正式制度进行有效互补融合所形
成的上下联动，是政策目标能够有效执行的关键。

二、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对反贫困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十八世纪末形成的理论认为人口增长和贫困之间存在
着密切关联，因此主张通过限制人口增长来解决贫困问题。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学者发现贫
困问题一直与经济的增长紧密联系，故主张通过经济增长增加个人和家庭收入，依靠市场
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成果向穷人惠及或扩散，并带动其脱贫和致富。 但一些研究表
〔 ８〕〔 ９〕
明，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有效地减轻贫困问题，甚至可能导致贫富差距加大。Ａｄｅｌｍａｎ
等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更多出现在城市地区而未必是乡村地区，说明一部分穷人并没有从城
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受益。 长期的实践印证，在经济比较繁荣、就业得以实现的时期贫困
〔 １０〕
现象依然会存在。单靠资本投入和市场的力量的扶贫模式是无法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必
须通过外在力量，加大政府干预，建构反贫困制度体系。相关研究则明确认为发展中国家
自身无法解决贫困，需要通过政策和制度系统的外部干预才能终结贫困。 中国的贫困治
〔 １１〕
理显然是一种国家强力干预的模式，众多学者认为中国扶贫的成功是制度性扶贫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贫困治理的制度基础， 为脱贫攻坚提供合
〔 １２〕
法性保障、组织保障、制度保障、资源保障， 国家制度要求的责任体系，有效解决了基
〔 １３〕
层部门责任不明、动力不足的问题， 驻村制度作为一种嵌入模式有效衔接了国家与乡村
〔 １４〕
之间的联系。 中国能消除绝对贫困主要在于中国特有的国家善治能力。 这种自上而下
〔 １６〕
〔 １５〕
的制度统筹机制被认为是中国式扶贫能够成功的核心，即国家制度的引导作用、强制执
行、资源聚集等形成的整体合力提高了治理效能。但是，制度不能自足。制度的有效还有
赖于地方层面和基层的有效执行，地方与基层政府官员需要将国家制度嵌入到本地的情境
之中。现有研究发现，地方非正式制度的灵活性应用是政策执行者实现因地制宜的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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