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3 - 《党政研究》2024年第1期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进而运用人民至上的政治势能，打破个体、组织、社会的目标圈壁
垒，实现差异化目标的有机融合，铸就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目标愿景，方可为乡村纠纷
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及其运作凝聚共识与合意。

四、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制度体系：解纷行动者及其关联

价值目标刻画共同体的美好愿景，构成共同体成员求同存异的合意共识；制度体系则
描述了行动者及其关系的组成方式，其既是共同体合意性共识的外显形态，又是共同体价
值目标得以发挥实际动能的重要凭借。内在地看，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制度体系关涉两
个维度：一方面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解纷行动者身份，即要回答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成
员的来源问题；另一方面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合作治理结构，即要回答多元化解纷行动
者的关联方式，包括组织结构、行为伦理与运行机制等。对制度体系的思考，旨在回应乡
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并非是机械式的组合体，而是一种有机式的聚合体的现实追问。
（一）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行动者及其资源禀赋
共同体是个体性关系的组合表达与有机载体。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个别场合内，
平均状况下或者在纯粹模式里，如果而且只要社会行为取向的基础，是参与者主观感受到
的 （感情的或传统的）共同属于一个整体的感觉，这时的社会关系，就应当称为 ‘共同
体’”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看，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本质上是与乡村纠纷治理相关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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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及其资源的组合，是一种囊括个体化村民、群众性自组织、村域社会组织、基层党政
组织等主体在内的转译实践过程，呈现为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这四类主体构成乡村纠
纷治理共同体的 “中坚力量”，差异化的解纷行动者拥有纠纷治理共同体所需要的基本资
源，促使不同主体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共同体的治理效能，影响纠纷治理共同体的价值彰显
与行动选择。化解转型期乡村纠纷复杂化问题，需要厘清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主体类型
及其资源禀赋。
首先，基层党政组织。基层党政组织是指有关基层党组织、基层人民政府以及公安、
司法等职能部门在基层的派出单位的统称。基层党组织是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核心主
体，既是增强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自治能力的根本保证，也是提高社区治理绩效的引领
者，发挥指引乡村矛盾纠纷化解方向、思路与方式等功能。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合法性体现
了其借由嵌入社会、激活社会、整合社会、引领社会等机制以提高乡村解纷的有效性。基
层政府具体负责乡村纠纷事件的有序化解，一般由乡镇人民政府与基层司法所、基层法
院、公安派出所等单元构成，“块状”的属地政府与 “条状”的业务职能部门构成了乡村
纠纷治理的行政性主体。对乡村社会而言，基层党政组织属于乡村外部的解纷力量，虽然
党政组织拥有强制性的权力资源，但需要经由与乡土社会的有机互动，方可成为村民群众
日常生活的自觉遵从，进而转化为乡村纠纷治理效能。
其次，群众性自治组织。群众性自治组织主要是指基层人民群众自治的组织，自治主
体是村民群众，村民群众以各种组织作为载体开展自治活动，行使自治权 。群众性自
〔 ４１〕
治组织以村民委员会为组织载体，“不仅在于它是村民自治的常设工作机构，而且在于它
直接接受乡镇政府指导，是联结国家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我管理、联结国家与公民的桥梁和
纽带” 。同时，村民委员会内设的人民调解组织，专司村级矛盾纠纷化解，其成员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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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村民委会主任兼职，因此村级人民调解委会也是乡村群众性自治组织之一。
再次，村域社会组织。村域社会组织是由村民群众基于一定目的而组织起来的次级社
会群体，传统的村域社会组织往往由宗族组织、老人协会、民俗性文化组织等构成。随着
乡村社会的日益现代化，村域社会组织还包括以经济、文化、生态等为议题而设立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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