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7 - 《党政研究》2024年第1期

要厘清共同体成员主体的边界及其权责结构，在强化分工负责的基础上，营造乡村纠纷治
理的合力格局；二是要保持治理格局的开放性，有序吸纳相关主体的加入，促使乡村纠纷
治理共同体适度扩容，并且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保持社会对纠纷事件治理全过程的知情
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利诉求，彰显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人民至上的价值意义。
（三）强化制度体系落地，提升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行动方案的治理效能
面对乡村纠纷治理的复杂化现实，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构建应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
以基层政府、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域社会组织、村民群众为基点，推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
制度的有机融合，借助数字技术赋能，以点带面推动多元协同共治，以 “伙伴关系”再
塑公共交往理性，从而推动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制度优势转化成治理效能。
第一，创设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推动乡村纠纷治理的共同体化，使之成为应对乡村纠
纷事件的日常生活实践，这需要创设以其内部成员为主体，与外部社会环境互动的开放格
局，有序公开共同体的运作过程，组织吸纳共同体外部力量，促使共同体生活方式成为村
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伴随乡村社会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的转变，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也发生内在变动，基层政府组织因农村税费改革而脱域乡村；乡村自治组织由于行政化倾
向或公共性的流失，诱发乡村治理主动性与积极性的欠缺；乡村经济性或其他性组织或出
于理性算计或能力不足，则难以接续乡村纠纷治理重任；村民群众的原子化与个体化，加
剧了乡村纠纷治理结构的紧张。因此，要创设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以回应乡村纠纷治理共同
体建构的主体困境。总体而言，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要形成三大体系，即基层党政
主导体系、村域社会主干体系、村外社会支持体系。基层党政主导体系涵盖基层党组织、
基层人民政府、司法所、公安派出所、人民调解委员会，构成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建设的
主导力量；村域社会主干体系包括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域社会组织、村民群众，构成乡村
纠纷治理共同体的中坚力量；村外社会支持系统包括各种专业性服务性社会组织，比如社
会工作服务组织、法律咨询与服务组织、社会心理健康服务组织等，它们在于提供专业性
业务服务。这三大体系之间角色与责任各异，但是通过价值塑造、制度安排、行为激励、
利益共享等机制，有助于促进各方资源整合，进而提升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稳固性与持
久性。
第二，礼法有机交融机制。费孝通先生指出，乡土社会的秩序维护，在很多方面与现
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主要表征为人治和法治的差异，乡村社会是依据传统性的
礼俗而实施治理 ，而这种治理机制在当前乡村社会依然存续。在构建乡村纠纷治理共
〔 ５４〕
同体的过程中，既要重视乡村礼治的基础性作用，也要注重现代法治资源的推动效应，实
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并用；既要侧重发挥乡村民间权威、宗教信仰资源、习俗惯
例等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规训意义，又要增进国家法律法规知识的普及，实现乡村地方性知
识与现代法律知识的有机融合，使得国家法理权威、民间礼治权威等共同发挥作用，并形
塑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行动单元 。
〔 ５５〕
第三，数字技术赋能机制。数字化技术的嵌入在改变城乡社会的发展格局的同时，也
建构新的治理模式，数字技术构成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机制之一。数字技术之
于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价值，在于其有助于拓展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治理网络、整合优
化治理资源配置、重塑治理价值、推动社会治理制度再生产等 。数字技术在促进乡村
〔 ５６〕
纠纷治理共同体形成方面，离不开乡村纠纷治理过程对数字技术的吸纳与对自身的调适。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创设 “一码解纠纷” ，将数字化技术赋能纠纷调解，促使公共法律
〔 ５７〕
服务呈现出规则代码化、场景虚拟化、决策建模化、效果精准化等特点，助推公共法律服
务数字化转型，取得了一定成效，其经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有必要从理念更新、
５ · ·
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