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0 - 《党政研究》2024年第1期

治理现代化的新视角。
（一）共同体的学理性溯源与乡村实践
共同体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是一个时代的偶像 ，是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吸引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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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诸多关照。随着时代境遇的转换，学界对共同体的阐释经历了古
典哲学思辩到早期二元对立再到当代多元语境的嬗变。在荷马时期，便有关共同体的使用
迹象，后经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克思等思想家的阐述，共同体及其理论化逐渐显现。
比如，亚里士多德将共同体放置于共同善的政治哲学维度，审视个体之善与共同体之善及
其实现的关系 。进入工业社会后，共同体突破哲学思辩范畴，成为理解工业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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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理论工具。滕尼斯在 《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从类型学角度，区分了共同体与
社会之间的差异性，表达对共同体的向往期待。他认为，共同体是以一定的血缘、地缘、
集体记忆等为连接中介，自然地形成诸如亲属 （血缘共同体）、邻里 （地缘共同体）、友
谊 （精神共同体）等共同体类型，而在此类共同体的成员保持着最为紧密的关系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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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而言，社会晚于共同体而形成，其虽然以人群为组织单位，但是以一定的利益、理性计
算为前提而组建的，“在这个地方，每个人都只是为了自己，并且每个人都处于同所有人
对立的紧张状态。他们在彼此间划分出了严格的行动领域和权力领域的界限，每个人都禁
止他人触动和突破界限，触动和突破界限的行为被视作敌对行动” 。后工业社会的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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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语境，刻画了共同体的多元概貌。原始意义上的共同体遭受后工业社会脱域性、理性
化、虚拟化的逐层瓦解，共同体被嵌入到政治、经济、应急、生态、民族、人类等具体生
活领域，形成了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急治理共同
体、生态治理共同体等多种形态。其实，这些共同体的多元化表达，折射出学界对当前社
会转型中不确定性挑战的反思，并将这种应对风险挑战的方案指向了共同体及其治理机
制。这也印证了齐格蒙特·鲍曼在 《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书中对
共同体的期待，即 “共同体是一个 ‘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 。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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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共同体是与社会相对应的具有价值追求的人群的有机聚合体。
共同体是观察乡村社会的重要视角，乡村社会具有共同体的基本属性，中国乡村社会
是典型的乡村治理共同体 。诚如黄宗智所言：“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有着较为明晰的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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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别和基层市场边界，是兼具封闭性、内聚性和联结紧密性的村庄治理共同体”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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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看，中国乡村共同体历经了封建社会时期的自然共同体、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共同体、
改革开放以来的利益共同体的演进过程 。随着乡村社会转型而来的治理复杂化，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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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共同体成为应对农村公共事务的一种新理念。比如，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
农村文化治理共同体、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乡村风险治理共同体，等等。这些不同类型
共同体的创设，形成了对转型期乡村社会问题的回应，希冀通过以共同价值为追求、以共
享制度为保障、以集体行动为指向的协同治理，从而实现乡村治理有效。乡村矛盾纠纷化
解关乎乡村有效治理与乡村振兴的重要面向，也需要从共同体中汲取理论养分与实践动
力。由此，构建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不仅有助于促使乡村矛盾纠纷的有效处理，而且能够
基于共同体的营造，推动乡村公共性重建，为完善中国式乡村纠纷治理现代化体系提供相
关思路。
（二）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内涵结构
作为一种治理机制，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形成于共同体的理论化实践与转型乡村社会
的现实诉求。一方面，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积淀及其在乡村社会事务领域的运用，
为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提供理论启发与累积学理资源。另一方面，转型期乡村社会的脱域
性，诱发传统乡村的强流动性与低公共性叠加下的社会治理碎片化困境，导致乡村社会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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