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0 - 《党政研究》2024年第1期

家为中心的理念，这种理念将技术看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其基本倾向是忽视社
会、政治和经济等其他因素。维布伦因此警告说：技术主义可能导致技术专家和技术自身
成为权力的源泉。 罗伯特·海尔布龙纳 （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Ｈｅｉｌｂｒｏｎｅｒ）在 《机器制造历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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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技术主义的盲目性将导致技术对社会的破坏性影响，更有可能从根本上威胁到人
类的存在。 卡尔·本杰明 （ Ｃａｒｌ Ｂｅｎｅｄｉｋｔ Ｆｒｅｙ）和麦克·奥斯本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Ｏｓｂｏｒ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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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就业的未来：职位对计算机化的敏感程度如何？》中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 ７０２ 个职业
进行了分析，发现 ４７％的工作岗位存在被机器取代的风险，指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
术的发展将导致大规模的就业岗位流失，尤其是那些主要是重复性工作内容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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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主义推动下的人工智能走得更远，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政治和权力的性质及其
张力空间。帕特里克·德鲁克曼 （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Ｄｕｎｌｅａｖｙ）在 《智能政府：数字技术和公共治
理》中指出：“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政府的效率和服务质量，改善了公共治理的质
量和效果，但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和挑战，尤其是关于权利侵犯、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等
问题。” 马特·贝尔 （ Ｍａｔｔ Ｂｅｌｌ）和贝汉·福克斯 （ Ｂｅｈｎａｍ Ｆａｋｈｉｍｉ）亦认为 “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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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既带来了社会挑战，也带来了社会危害，例如，数据隐私的侵犯、个人自由的剥
夺、人类劳动力的替代、虚假信息的传播以及网络暴力的滋生等等” 。他们认为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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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和根本风险与危机，不仅包括个人隐私受到侵犯、虚假信息的传播、
网络暴力，更重要的是数字技术的无限度研发与运用，必将导致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的抬
头，进而导致对人权和民主价值的削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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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工业社会并在后工业进程得到极端发展的技术主义，培育出以计算机为运演工
具、以会聚技术为认识方法、以大数据为分析、以人工智能为主导形态的生物工艺学技术
体系。其中，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福利以及各种可能性危机、灾难甚至对人类存在的颠
覆，源于技术主义为它打造出了技术至上的社会框架。埃卢尔 （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Ｅｌｌｕｌ）在 《技术
社会》中明确指出 “技术主义是以科技为基础，信仰科技的力量，是一种技术至上的理
念” ，并强调 “技术主义思想的出现，往往会导致技术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宰” 。布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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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温特 （ Ｂｒｉａｎ Ｗｉｎｓｔｏｎ）指出 “技术主义者通常认为技术是中立的、价值自由的，而事
实上，技术的设计、使用和应用都受到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制约” 。技术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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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中立”论喧哗是有意识地忽视甚至抹去这一基本事实，其根本意图是宣扬技术拜物
教——— “技术决定论是一个涵盖广泛思想的短语，但其核心是机器制造历史的观念。当
然，这里所说的机器并不是指各种单独的设备，而是这些设备被整合到的 ‘技术结构’
中。正是这些技术结构被认为是决定人类事务形态和命运的关键因素” 。人类存在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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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发展就这样被悄无声息地装进了 “技术结构”这一社会框架之中，迅速地培育出技
术对权力的渴望和权力对技术的垄断。从根本讲，技术拜物教的本质是权力拜物教。埃卢
尔认为技术主义的权力拜物教即是 “技术的威权化”，技术的威权化不仅带动技术和社会
的分裂，最终是权力通过技术对人的全面奴役。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技术之于人
的本质是解放与奴役并存：“技术是一种解放人类的力量，同时更是一种奴役人类的力量。
技术的进步可能会进一步剥夺人类的自由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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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之所以解放与奴役并存，并且最终实现奴役对解放的彻底胜利，是因为技术具有
反客为主的潜在性，这种潜在性由创造和使用它的人类来激活。传统的手工技术和机械技
术蕴含的这种潜在性被人类激活的可能性只限于使用领域，并且这种激活只能靠人使用它
时赋予它的力量：当我们凡事依赖某种技术时，该技术反客为主的潜在性就被激发出来，
比如，当一个人完全依赖于人造的交通工具时，他将变得越来越不想行走，并越来越不会
行走，而交通工具就在他面前反客为主地存在着。但对于人工智能这种新型的生物工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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