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2 - 《党政研究》2023年第6期

力，即 “回归国家学派”所研究的制度层面的、侧重于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国家能力，后
者则是源自战略性的、基于有效政治认知的政治判断力。一个是制度层面的程序性策略性
问题，一个是观念层面的政治性战略性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聚焦于作为 “治术”的
功能性的国家能力，忽视了作为世界观的政治认知力。而我们看到的比较政治发展历史，
不仅有因国家能力的缺失所导致的无效治理，更有因缺乏政治认知力而迷失方向所导致的
国家失败，同时还有以政治判断力引导强国家能力所推动的 “中国之治”。
从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看，一个国家只有保障了政治安全，才可能发展出制度层面的
程序性的国家能力，也就是说政治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如何保障政治安全？主权
能力即强制力固然很重要，但主权能力也受制于作为政治认知力的思想观念，比如苏联军
队虽然强大但却在苏联解体时无所作为。
事关国家发展方向和政治安全的政治认知力如何获得？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一个科
学知识范畴，而是实践智慧问题，历史文明基因和政治家集团的 “政治成熟”至关重要。
尽管如此，社会科学研究对于政治认知力仍具有重要作用。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是形成
政治认知力的基础学科，从历史文明传承而来的或基于比较政治发展研究而来的政治知
识，基本上都是关于国家兴衰成败的学问，对政治认知力的形成不可或缺。中国新近发展
出来的历史政治学给我们的启发是，基于历史连续性的传统文明基因，比如大一统国家、
民本思想、致治传统，等等，都会直接影响我们对 “政治”的认知。
上述 “技术知识”能否转化为政治家集团的实践智慧、进而形成基于有效政治认知
的政治判断力，体现了一个政治家集团的 “政治成熟”。政治认知是政治成熟的重要基
础。一个政治家集团从形成到成熟，不仅需要通过长期的思想教育和实践历练，制度性地
培养产出一代又一代政治领袖和接班人，而且必须要在关乎国家兴衰成败的方向性根本性
问题上保持高度的历史自信和政治认知，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判断与一致行动。
成熟的政治家集团基于历史文明、社会科学和实践智慧而形成的政治判断力，是保障
国家发展与安全的根本之道，是一种相对于 “治术”的 “治道”。比较而言，“治道”是
方向性决断性政治，而 “治术”是制度性程序性行政。现代的民主实践证明，程序的形
式化已成为导致政治衰败的一种负担，程序主义可能成为政治上浪漫的花言巧语。这就是
说不作任何的政治决策，不承担任何的责任，不对政治现实作任何的变革。从这一点来
说，一个历经百年奋斗的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具有强大政治判断力的稳定的领导集体，
正是推动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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