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0 - 《党政研究》2023年第6期

以理论形态呈现的意识形态权力在政治认知力中占据重要位置。例如，中国的政治家集团
承担着葛兰西所说的 “领导人”的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提供世界观的 “思想家”。我
们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在政治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强大解释力和前瞻性的政治理论，
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理论体系。由此不难理解 “理论自信”的重要性，
因为唯有理论自信才能真正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制度的合理性、优越性，而要想真正
树立理论自信则离不开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及更高层次的信仰体系。可以说，建构
与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强大话语权已成为中国国家能力建设的 “时代工程”，这
正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原因所在。

三、经验与教训：基于政治认知力的比较研究

政治安全命题虽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治国理政中产生的国家理论问题，但政治认知
与政权安全的关系，却是古今中外国家的一般性问题。王莽改制和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古
代中国政治认知错误导致政治失败的典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集团习惯性地按照 “流
行”理论去制定公共政策而无效治理，也是非自主性政治认知导致政治失败的典型。因
此，本文的政治认知力—政治安全的因果机制，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
架。各国的政治家集团对于 “政治”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尤其是在制度创设或变迁的关
键时刻做出的历史性、方向性的重大判断，对政治安全及国家能力建设具有重大影响，乃
至起到决定性作用，从而给出了解释国家兴衰存亡和政治变迁的前制度性原因。
政治认知之于政治安全的关系，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切中要害的根本性问题。对
这些领域的判断与把握，构成了政治家集团治国理政的基础。正是在关乎政治安全问题上
的认知差异，导致了国家间不一样的政治走向和结果，对于大国而言尤甚。
最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演讲中直言，多年来美国人
一直在谈论错误的问题，需要一个 “新华盛顿共识”，即 １９９０ 年的 “华盛顿共识”所主
张的自由市场并非有效，需要政府引导的再工业化，需要关注贫富差距问题，需要关注国
家安全。 这看上去有些借鉴中国经验的味道，事实上也是在讨论美国精英阶层的政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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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国家安全的关系问题。当然，比较中苏改革的不同政治认知导致的不同政治命运，中
国经验更值得大书特书。前苏联和中国同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启动改革进程，却最终走向了
截然不同的命运，相同体制的两个国家在同一历史时期的 “同途殊归”，可以作为我们对
政治认知力如何影响政治安全进行比较分析的经典案例。
首要是对领导权的认知。受 “新思维”影响，波兰实行了 “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
化”，主动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从反对多党制
转为 “全力推行多党制”。对于发生在东欧地区的这些丧失领导权的危险挑战，作为苏共
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却放任自流甚至表示支持，苏共中央也对领导权问题做出了一系
列错误判断———仿照代议制民主，通过 “自由选举”产生人民代表，这导致大批 “激进
派”代表人物进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共中央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发生动摇，实行多
党制的声音逐渐起来，直到 １９９０ 年苏共二月全会决定修改宪法取消苏共对国家政权的法
定领导地位。
苏共在削弱、放弃领导权的过程中，也逐步偏离、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面对当时积
重难返的经济困难和民众对特权腐败的强烈不满，苏联领导人认定这是社会主义模式的弊
端造成的，产生了对社会主义道路和整体性制度的质疑。在 １９８７ 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
戈尔巴乔夫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 “人与生产资料及自己劳动成果相异化的根源”，他以
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出发点，宣扬 “国家所有制是有罪的”，“不打破这种体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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