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6 - 《党政研究》2023年第6期

予国家的能力。
可见，历史上的智者并不止步于行政层面的 “治术”能力，而是对政治家集团的
“治道”能力也同时给予关照。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是 “找回”国家理论中的 “政治家集
团”角色。如果说 “治术”能力体现在常规性制度变迁中，那么 “治道”能力则彰显于
制度变迁的关键时刻。
（三）强调制度创设的 “关键时刻”
对于从殖民地独立而来的后发国家而言，政治领导人需要在一国成为主权国家并以这
一身份纳入世界体系、面临多种决断之时，选择政治发展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创设政府，这
是最重要的 “立法时刻”。政治道路一旦选定，对一国的政治发展就会产生极强的路径依
赖，这意味着即便在政治运转过程中发现了重大政治问题，也因宪制结构而无法改变或难
以彻底修正这些问题，比如本意是让权力主体之间相互分权制衡而设置的政治制度，却因
社会分化和政党竞争而逐渐演变为 “否决型政体”，这是无论哪一党执政都无法改变的底
层制度逻辑。
历史证明，正是政治共同体的 “立法时刻”决定了政治共同体的根本价值追求和约
定伦理。 比如，美国联邦党人创建及维护的是一个贵族式共和制的 “自由国家”，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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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精英主义政体的核心是保护少数人的财产权，这正是美国大多数民众要求控枪但始终
难以实现的宪政根源。反观中国，以 “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人
民民主国家，致力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不难理解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人民生命健康的 “无限责任式”的执政理
念。由此可见，在道路选择、制度奠基的关键时刻，做出何种政治选择，将对后续的国家
能力建设起到决定性作用。
可以说，行政性国家能力理论失去了分析国家命运的效用———它无法分析不同国家面
对相似的重大挑战境遇时，因政治认知的差异而导致不同的结局。因此，要分析和理解国
家能力，不应脱离设定底层制度逻辑的政治认知力，这将帮助解释许多后发国家的国家能
力与治理绩效差异的根源：为何在经历了外部经济援助、内部执政者更替和多中心社会治
理等种种尝试后，很多国家依然沦为 “失败国家”？根本原因在于，在这些国家的 “立法
时刻”，政治领导者缺乏足够的政治认知而选择了不适合本国发展的政治道路与政治制度。
简而言之，在制度变迁的关键时刻，政治家集团基于政治认知力的政治判断力不仅决
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方向，也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政治命运。那么，政治认
知力与政治安全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接下来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体系中寻找答
案。

二、政治认知力如何作用于政治安全

如果从 “安全”的角度看待政治，“底线思维”将成为衡量国家能力的重要视角：一
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取决于它能否经受住各种风险挑战、不犯颠覆性错误，不断化险为夷、
转危为机，从而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政治秩序。而这正凸显了政治认知力
的核心作用。在比较政治发展脉络上，我们看到，在应对重大风险时，一国执政者对关乎
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的判断将直接塑造和影响政治安全，具体而言，就是政治家集
团对政权 （即领导权问题）、政治制度 （即道路问题）、意识形态 （即信仰问题）的认知、
选择与规律性把握。
（一）对政权即领导权问题的认知及掌握
在现代政治中，执掌国家权力的大多是政党组织，因此政党对 “政治”的认识，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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