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1 - 《党政研究》2023年第6期

根本不能复兴和革新”，“向市场前进首先要依靠牺牲国家利益”，应当 “全面改革所有制
关系，实现所有制私有化”；在 １９８８ 年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将
苏联改革的重心从经济体制转为政治体制，提出要 “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改革整个
社会大厦，并对苏共中央和地方组织、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进行了多次改组。这些动作与其
①
说是 “改革”，毋宁说是 “转向”，彻底动摇了社会主义制度根基。
对领导权问题的误判、对政治道路的偏离以及对政治制度的否定，这些都是以政治领
导者的认知错误为先导，根源在于政治家集团接受了错误的价值观念并据此做出错误的政
治判断和行动，也就是意识形态出了问题。通过进一步追溯可以发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
苏联内部发生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恰恰就在文化和思想领域，而非经济领域。 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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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口号，通过倡导 “公开性”“多元化”取消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鼓励 “无禁区的批评”，导致 “社会自由化”风起云
涌，苏共逐渐失去了对舆论和文化领域的控制权，否定苏共和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日
益泛滥，主流意识形态分化崩溃并彻底转向了资本主义，这就使得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成
为一种历史的必然结果。
相比而言，同样是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启动重大改革的中国却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迎
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总的来讲，中国的改革思路与其他转型国家大体相
似，也是沿着国家向社会放权、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方向，但改革结果之所以取
得巨大成功，关键在于中国的政治家集团拥有高超的政治认知力，在坚决推动改革开放的
同时，能够时刻警惕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统筹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安全。事实上，任
何深层次的改革都会触动既有体制和既得利益群体，特别是对权力关系进行调整的重大体
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为国家制度的 “立法时刻”，此时各种矛盾积聚转化，
最容易产生政治安全风险，因而格外需要政治家集团在关键时刻做出化险为夷的正确判断
和选择、不犯颠覆性错误，确保政治秩序长期稳定。
当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以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
先手棋，重新凝聚起了党内政治共识。一方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另一方面通过制定 《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过去的经验教训做出了历史总结和正确评价，特别是提出

“四项基本原则”，防范和应对历史虚无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在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 “四项
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后，先后被写入 《中国共产党章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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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作为中国政治基石的 “四项基本原则”集中回答了领导权、政治道路和意识形态这
几个根本性问题，在改革初期就及时划定了政治禁区和底线，避免了改革在 “摸着石头过
河”式的探索中误入歧途，保证了基本的政治安全，为改革提供了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
今天看来，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同步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构成了以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可谓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

四、结语：政治家集团及其 “治道”能力的重要性
国家治理的好坏与国家兴衰成败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前者源自策略性的国家治理能

① 参见 １９８９年 １１月 ２６日 《真理报》发表的题为 《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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