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9 - 《党政研究》2023年第6期

安全的前沿阵地。
掌握意识形态权力是政党建立政权的基础条件。按照国家权力原理，意识形态权力作
为国家权力的结构性要素，具有弥散性 （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的特点 ，可以穿越政治、经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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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权力的边界，对其他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进行渗透、转化。作为苏共和苏联的缔造者，
列宁十分重视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认为革命斗争一定要加强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培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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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集体意志并促其成为职业革命家。 受列宁影响，葛兰西在其文化领导权 （ ｈｅ
ｇｅｍｏｎｙ）理论中提出，每一种领导权的关系必然是教育的关系，即领导者把其他人培养到
文化上更高的 “智力”水平 ，通过教育的、精神力量的作用，把其他社会集团成员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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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自己的队伍。
作为从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权力有着与生俱
来的认知力。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而 “掌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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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
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从思想上建党，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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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思想教育确立起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面对以党建政的革命任务，毛泽东进一步
提出，劳动者夺取政权后的首要任务是革命政党的 “理论化”和广大民众的 “知识
化” ，进行普遍化、社会化和制度化的文化贯彻来建构文化领导权，而不能仅仅依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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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斗争。
思想建党和争夺文化领导权使在革命初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占据了道义
制高点并获得了广泛支持，整合社会各阶层力量建立新中国并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而在印度、埃及等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尼日利亚等社会高度分化的国家，因种族观念、宗
教信仰、地方习俗等高度碎片化的意识形态，国家意志缺乏统一权威而难以渗透社会结
构，呈现出 “强社会—弱国家”状态。
在世界政治中，意识形态权力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思想话语权，是一种通过建构概念体
系、理论体系直至完整的话语体系来影响人心的观念性力量，“这些实践是自然的、道德
的或是从不言而喻的共同利益中产生的” ，并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政治模式提供辩护、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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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保障。它既可以强化现有的权力组织和社会秩序，也会因价值观对立而导致巨大的社
会撕裂和政治冲突，而这种意识形态冲突涉及对世界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对世界秩序的重新
建构。因此，能否建构一套适合本国发展模式和政治道路的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成为判
断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权力和安全的重要标准 ，其关键是对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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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二战后充分意识到世界两大阵营的所有问题本质是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两种
价值体系的较量和斗争，认为 “敌对的、颠覆性的外来意识形态”是最严重的威胁。对
此，美国政府要求社会科学界，“拿出对实际政治有用的知识———关于世界的知识，关于
如何使美国直接促进和控制世界上发生的社会变迁的知识” 。受联邦基金资助的美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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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界在二战后的二十年内完成了对自由主义的社会科学化，“冷战知识分子”将现代
化理论作为推动社会主义国家 “和平演变”的武器，为长期掌握 “文化霸权”、推广 “普
世价值”提供了话语支撑，直至导向 “历史的终结”。
社会科学理论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分析世界的 “眼镜”，透过它所看到的 “观念的世
界”，可能与 “真实的世界”南辕北辙。因此，如果我们用以西方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理论
为标准来评判中国的发展模式，则会得出 “做错了”的谬论，不仅不能有效解释 “中国
之治”，反而还会造成思想混乱。
意识形态权力有赖于作为国家智力储备的知识精英进行理论生产，为政治合法性提供
社会科学理论支撑。由于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在身份和社会角色上具有高度重合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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