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8 - 《党政研究》2023年第6期

而，道路一经选择、制度一经建立，改变就极为困难，这凸显了 “选择大于努力”之于
国运的重要性。
政治制度即道路问题其实就是政治学原理中的 “政体”概念。政体是政权的组织和
运作形式，是 “一定的社会阶级采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
关” 。作为国体的制度化安排，一国采用何种政体需要与统治阶级用以 “如何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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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关系相匹配，但与国体相比，政体更具形式意义，不同的国体也可以采用相同的政
体。因此，在建构制度化的国家权力的关键时刻，政治家集团还要面对采用何种政体的重
大抉择，这对巩固和发展新生政权具有决定性作用。
虽然民族解放运动瓦解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但殖民文化根深蒂固地影响着许多新兴
国家的政治精英，使得他们 “下意识地”选择在本土 “嫁接”西方政治制度。与此同时，
以美国为代表的先发国家自认为负有 “为新国家发展过程提供知识上指引的任务”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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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带有浓厚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 “现代化”（或者更直白地说是西方化）目标，将政治
发展方向限定为竞争性政党政治和熊彼特式民主。然而，随着一波又一波民主化浪潮，转
型后的许多国家并未因选择这样的政治发展道路而走向良治，相反，很多国家因此陷入了
治理无能、政治失序、国家崩溃的境地。事实证明，在制度塑造的 “立法时刻”，国家并
不能够当然地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正确的政治道路。
应该认识到，尽管所有的现代政体都宣称自身的权力正当性来自人民，但对 “人民”
这一特定政治语言内涵的理解却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认为
作为单一的整体的公共人格 （人民意志）的 “人民”是客观存在的，主张将整体性概念
的人民或者是作为最大多数群体的存在视为政治的主体和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及归
宿 。就中国的政治实践来看，中国的政治家集团对 “人民主权”的认知具有高度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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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自主性。
早在 １９４０ 年，毛泽东就提出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体，即新民主
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 。在新中国建立时，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新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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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以确立。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 《共同纲领》以及 １９５４ 年通过的第一部 《宪法》和
１９８２ 年通过的 《宪法》都明确规定，我国的各级政权机关、国家机关、国家机构 “一律
实行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模式的核心制度，民主集中制是把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有效组
织起来的制度逻辑 ，其逻辑主语是掌握领导权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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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式社会中心主义和法德式国家中心主义所不同的政党中心主义路径 ，党在国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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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结构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轴心，因此，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
组织原则，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党建构国家制度、领导国家运转的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掌握制度创设权的政治领导者的政治认知力，在选择政治道路及推动政治
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中国之所以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
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根本在于中国的政治家集团具有高超
的政治认知力，始终坚持自立自强，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不改旗易帜、也不
封闭僵化，不仅探索定型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制度，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
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
（三）对意识形态即信仰问题的认知及规律性把握
作为价值观念的体系构成，意识形态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决定了人们
如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历史和现实反
复证明，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先从搞乱人们
思想入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 因此说，意识形态领域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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