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2 - 《党政研究》2023年第4期

低迷，作为治理主体的社区居民 尚处于 “消极”状态，表现为：原子化的居民往往 “理
①
性无知”，缺乏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不易结成 “自愿的联合”；居民组织发育程度较
②
低，且组织内外缺乏统筹，降低了协调一致、供给服务的能力；居民对身份整体属性和利
益攸关的社区共同体属性认知不够，缺乏对社区的主观关注和情感投入。这一方面迫使行
政资源持续追加，治理成本居高不下，拉低了社区治理效能；另一方面疏远了社区党组
织、居委会与居民群众的联系，使社区 “悬浮”于居民之上，不利于党的基层政权的巩
固。
社区低成本、高效率运转的关键在于 “实现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
治良性互动” ，这要求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及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培养居民群众、社
〔 ５〕
会组织等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理顺基层党组织与社会力量、行政与自治以及各参与主
体之间的关系，形成社区治理合力。换言之，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亟待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领导协调作用，引导 “消极居民”逐渐转变为 “积极居民”，即作为独立个体的
居民积极能动、作为个体间关系的居民组织合作高效、作为整体的居民共同体认同牢靠。
基于此，本文尝试以 “政党 －社会关系”为逻辑起点，以基层党组织何以带动个体居民、
何以协调主体间关系、何以激活整体性社会力量为序铺排论证，探寻既能发挥政党、政府
优势，又能激发群众首创精神的社区治理之道。
一、“政党 －社会关系”范式下 “耦合”概念的适用性

西方学者关于政党 －社会关系的理论研究大体有两种视角：一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主张
“先有社会，后有政党”，即政党反映、代表、表达现存社会的社会结构、身份认同和利
益诉求；二是新马克思主义主张 “先有政党，后有社会”，即政党具有相对自主性，其凝
聚个体、建构以统一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为标识的社会群体的政治行动，实际上就是在现
有社会结构内对社会的再塑造。 国内学者主张 “政党反映社会”和 “政党塑造社会”的
〔 ６〕
辩证统一。即政党在塑造社会的同时，也受到社会结构的规约和限制，政党通过政治机
制、组织机制、吸纳机制和服务机制引领社会的过程，亦是政党与社会交融、渗透、一体
化的过程。 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政党引领是手段，整合、塑造社会是目的。政党 － 社
〔 ７〕
会关系 “实质上是政党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关系，而社会权利具有本源性和目的性”，社会
主义国家的政党同时承担着 “最具人民正义性的工具理性功能” 。作为代表、表达社会
〔 ８〕
“共同意志”的行动者，政党本身具有政治能动性与相对自主性，群众对自身关系和集体
利益的认知及其任何集体性的行动，都可以通过政党的政治组织、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来
塑造，最终实现政党整合社会、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
〔 ９〕
政党 －社会关系延伸至社区，即基层党组织与社区社会力量的关系。不论反映社会利
益还是塑造有序社会，都需要政党与社会力量良性互动，其发育程度直接影响从个体私利
到公意表达、从公共意志到利益实现的转化效率。社会力量发育迟缓，意味着利益表达仅
剩个体—政党单线渠道，利益实现由党政包办，沟通成本和行政成本居高不下而私利—公
利—获利转化低效徘徊；况且，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与基层党组织也链接有限，基层党组织
悬浮于社区社会力量之上，这对于基层社会的政党认同强化和党的基层政权巩固不利。因
此，基层党组织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的前提是培育积极的社会力量。但是，现阶段的
社区社会力量依旧薄弱，主要表现为：一是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不足，缺乏从私人
生活走向公共生活的自主性；二是治理主体间的组织性、协作性不足，难以实现从私利诉
求到公共意志的精准、高效转化；三是社会力量的主体身份尚未从自在上升到自觉，一致

① 本文 “消极居民”和 “积极居民”中的 “居民”一词囊括三个层面涵义：（ １）作为独立个体的居民；（ ２）呈
现为个体间关系的居民；（ ３）由个体居民组成的、作为整体／集合体的居民。
② 陈伟东在 《社区行动者逻辑：破解社区治理难题》一文中，将居民并非缺乏行动 （参与社区治理）能力，而是
缺乏行动意愿和动力，理性地选择旁观、享受的状况界定为 “理性无知”。参见 《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

０ · ·
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