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 - 《党政研究》2023年第1期

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科技成果的问世，等等。中华民族以革故鼎新的主动创造精神向世
界展示了古老的伟大民族所禀赋的开放包容的宏阔视野、自主求变的主动思维和生生不息
的创造潜力及能力。
正是这种 “变则通”的思想与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相碰撞，凝结成强大
的创新创造活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
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最终孕育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主动基因。特别是在探求
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凭借以往一切政治力量都难以企及的变革精神和变革勇
气，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蕴的创造精神转化为追求中
华民族彻底独立与解放的精神力量，彰显出浓厚的历史主动性。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主动性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自觉为民理念。
民本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肇始于夏商周时期，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
定型于汉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统治者和思想精英历史反思及其实践的产物，其内涵与表
现形式在历朝历代虽有所演变拓展，然而其思想主旨始终没有变化。从 《尚书》中的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 《晏子春秋》中的 “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
也”，从贾谊 《新书》中的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到刘勰 《新论》中的 “衣食
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从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中的 “天下为主，君为客”再到
谭嗣同 《仁学》中的 “因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 “中国之民本思想，实澈上澈
下，流贯中国五千年之政治”，等等。这些都表明，唯有以民为本才能真正实现政权的稳
固。古代民本思想以利民、惠民、养民、恤民予以体现，它只是基于强化和巩固封建专制
统治的合法地位，从农民起义、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教训中 “不得已”而提出来的一种
开明统治策略，只是作为一种得民心、存社稷、固君位的 “驭民”“牧民”“治民”的权
术。也就是说，民本思想与封建阶级剥削制度有着天然的矛盾，因此这一思想在 “二律背
反”条件下也就沦为无法实现的政治空谈。
然而，这一思想毕竟作为统治者和政权道德品质的试金石以及评判政权合法性的重要
依据，不仅哺育了一大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在中国社会从传
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对社会政治结构、机制和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广大人民能够

在有限的条件范围内安居乐业，为人民群众自主意识的唤醒与激活浇筑了坚实思想基础。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探索的进程中将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主
体的唯物史观相结合，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剥离出传统民本思想现代性的本真价值，“形成
党性立场和人民立场相一致的思想意蕴” ，为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历史主动性的激发与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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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注入了主体动力。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主动性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国一体的自主爱国情怀。
国家不仅是一个地理实体、政治实体，更是一个文化实体。从马克思主义的维度看，共同
体作为人和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较强集体同一性
的社会群体，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在中国人的
精神世界和传统文化中，个人与社会、家庭与国家，都是建立在一体宇宙观基础上密不可
分的有机整体，有力彰显着襟怀天下的气度与情感，这种家国兼济的自主爱国情怀早已深
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之所以能形成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
团结的生动局面，不仅在于共同的血缘纽带和地缘关联，更得益于人们在共同的生活实践
中形成的彼此认同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生活智慧，创造的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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