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9 - 《党政研究》2022年第5期

虽然微治理主要是一种非国家依赖的基层治理形态，但微治理能力的培育并非靠国家
简单退出或政府直接放权就能实现。因此，公共性和社会性的培育是为微治理持续存在提
供条件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微治理的持续健康发展，也离不开国家在宏观层面的引导
与支持。
第一，政策引导积极培育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存在是微治理得以发生的丰厚土壤，
但社会资本的形成、发掘并合理运用则离不开一定的政策引导。当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等宏观政策，从 “健全基层群众
自治制度”“聚焦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和重要事项，定期开展民主协商”等角度为微治理
的存在提供了基础性支撑。但是，微治理的持续有效运行，还需要更多专业领域和地方层
面的更为具体的政策引导与支持。如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方面，需要相关政策依托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完善社区智慧治理方式；在社会资本培养方面，需要相关政策充分发挥社会组
织、精英团体以及专业社工队伍的作用，提供知识与人力资本；利用社会孵化器提供社会
资本。此外，地方层面也可以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如加强微机制建设、规范

微平台运行、完善微行动激励；基层政府发挥政策兜底作用，充分挖掘与培育专业性社区
能人、社区精英，建立社区微治理人才库、数据库，搭建数字化人才交流平台，等等。
第二，制度创新有效激发社会活力。实践当中，微治理并非一个完全自发并独立于国
家的行动场域，大量的微治理行动恰恰是在国家资源或项目的激发或催化下产生的。但
是，在充分利用国家资源和能量的同时，微治理的有效存续与特色保持也有赖于国家权力
的适度收敛。因此，设计一定的创新制度以有效激发社会活力，但又不至于过度束缚基层
行动者并避免造成新的 “行政吸纳社会”的局面就显得至关重要。例如，在人员方面，
一些地方通过设置职业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建立社会工作站等方式，为基层治理注入了
大量专业化能力，发挥专业服务机构在微治理中的 “孵化器”功能，既能有效承接政府
购买的社会微服务，也能更好地培育合格的社会微行动力量。在资金方面，上海、成都等
地创造性地设立社区基金会制度，使得基层社会治理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刚性的财政资金
约束，从而获得了一定的 “经济自由”。另外，还有的地方以网格为依托，在网格内组建
居民微社团，培育居民自组织和合作能力。

第三，多维赋权大力撬动社会参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强调了 “向基层放权赋能”。这一政策话语主要有两层意义，
一是通过进一步资源下沉、重心下移，加强基层治理主体特别是村居两委的治理能力；二
是适当减少国家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干预，为基层自治共治留出更加广阔的空间，其要义
在于 “由各级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控制与管理” 。如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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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空间”技术，释放社区自治活力，培育居民自治主体性、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治
理主体的包容度、治理内容精细度、治理形式的特色度，通过赋权居民，实现社区自治；
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进一步推动治理资源和重心向基层社区下移；调整政府角色定
位，避免行政力量过度介入微治理领域。
第四，共商共建更好实现社会共治。多元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是微治理的生命线，保
证微治理的持续稳定运行，必须始终坚持共商共建的民主原则。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具
体机制进一步下沉，如加强居民区次级基层党组织建设，将小微治理作为 “群众路线”
的具体实现形式，实现群众参与和小微治理的日常化；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治理当
中的可行机制，创造诸如 “三会制度”“红色议事厅”等协商议事平台，容纳多方主体协
同参与。大力倡导议事协商的公共精神，以小区作为基本生产单元，完善利益表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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