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8 - 《党政研究》2022年第4期

力，其相关研究最早始于西方。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亨廷顿指出，国家间分野的关键在于
“政府的水平”，例如高效的官僚机构、完善的政党体系、广泛的政治参与、规范的政权
更迭程序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必要干预等。 斯考切波也认为，国家能力是国家自主性目标
〔 ３〕
实现的基础，包括主权与领土完整、专业的官僚队伍与坚实的财政基础等。 正如市场经
〔 ４〕
济并非资本主义经济的代名词，国家能力水平与一国实行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
不存在必然关联。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尝试归纳与总结出国家能力的分类。阿尔蒙德等
人从政治输出的角度出发，将衡量政治体系作为指标分为汲取、分配、管制、象征四方

面。 米格代尔将国家与社会组织争夺社会控制与支配的斗争视为国家能力核心，包括提
〔 ５〕
取、渗透、规制、分配四种能力。 在国内学者中，王绍光等人认为存在汲取、调控、合
〔 ６〕
法化与强制四种国家能力，后来完善为强制、汲取、濡化、认证、规管、统领、再分配、
吸纳和整合 （二者视为一种能力的两个方面）等，共计八种能力。
〔 ７〕
目前学界对于国家能力的划分大多是整体性、宏观性的，至于应用于某个行为体或某
个现代化领域时，具体能力类别与表现形式又存在差异。同样的，群团组织所承担与实现

的国家能力也是基于自身组织定位与职能要求确定的，由于兼具双重角色，因此在参与整
体现代化改革与自我现代化转型两个过程中所着重发展与强化的国家能力也是不同的。

二、群团组织的外向能力强化与国家现代化

从整体性视角而言，群团组织作为国家最广义政府体系 的一部分，事实上承担着一
①
定的行政职能。因此，自上而下的国家能力建设同样也是群团组织落实职责的应有之义。
换句话说，根据党政部门统一部署与安排，群团组织需要结合自身职能与角色的特点，贯
彻与执行相关政策和措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特定国家能力借助群团组织得到发展与强
化，并由于群团组织的制度与组织网络的延展而实现能力的延伸———这是群团组织有机融

入并服务于国家现代化过程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群团组织正是国家能力实现的重要
组织形式。结合组织定位与职能要求，群团组织主要实现与承担四种能力：认证、濡化、
规管、吸纳和整合。四种外向能力关系见图 １。

图 １ 四种外向能力关系示意图

① 一般而言，最广义政府体系不仅包括一切国家政权机关，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等狭义
政府体系机构，也包括事实上承载公共权力要素的机构，即非政府机构但行使政府功能的实体。群团组织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承担一定政府功能要素的非政府机构，属于广义政府体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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