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6 - 《党政研究》2022年第3期

式。 但这两种决策模式在风险社会中同样有其重要性。专业化和民主化能有效防止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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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误。然而在面对风险时，特别是风险即将演化为灾难性的事件时，这两种基本治理模式
也会失效。一是可能延误风险治理时机。民主的过程需要程序和时间，而对一些重大风险
而言，时机事关成败。比如疫情的流行，若政府不能及时决策，疫情的传播则可能引发灾
难性的后果。二是可能出现重民主轻集中的局面，导致决策权威性不够和久拖不决。面对
重大风险，集体决策可能出现集体不负责，进而拖延风险治理时机。三是风险演化的高度
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任何一种先于行动的决策，都可能成为束缚行动的绳索，而不是

为行动提供可行的路线，甚至不可能为行动提供基本的指导。因此，寻求一种决策与执行
合为一体的决策机制，可能对于风险社会的应对更为有效。
风险治理决策模式如何优化？除了上述的民主、科学、及时之外，关键在于：一要建
立反馈机制。有效的决策必然和具体情况相适应，由于稳定守恒阶段后期的高度不确定性
可能要求对决策的科学性进行不断的评估、修正，而这需要有顺畅、敏锐的反馈渠道予以
支撑。决策要尽量地提升风险治理响应的及时性和多样化水平。二要赋予地方在地方性风
险治理中的自主权，放权让当地政府想办法解决问题，即要实现政策的因地制宜。
２． 政策执行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国家层面只能制定宏观、方向性的政策。政策的具体执行及其
效果还有赖于各地方执行的主观能动性。当下，基层政府出于各种原因，对政策生搬硬
套，采取 “一刀切”的方式执行的情况并不少见。不从本地实际出发，不对具体情况作
具体区分，这种 “一刀切”显然会导致治理失效的后果。 这在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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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尤其如此。鉴于此，有效的风险治理还有赖于因地制宜而又高效的政策执行机制的建
立，强化地方政府治理弹性和韧性。完善央地权力配置和问责容错机制，强化地方应急管
理自主权；构建合作型应急决策体系，深化应急决策中的专家参与；扩大权利开放秩序空
间，强化应急管理中的社会资本；增强技术治理的制度支持，实现制度与技术相互助推，
增强地方风险治理的适应和变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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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治理结构的再造
风险社会也意味着风险分布的广泛性，加之其又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为防范社
会风险带来破坏，政府面对风险时及时响应就变得十分必要，而及时响应的能力有赖于政
府组织的弹性。鉴于此，政府的架构应作相应调整，进行再造，构建起网络化、信息化、
扁平化和模块化的风险治理结构，以防因条块分割等而导致风险治理时政府失灵。相比于
链式结构，风险治理的网络化结构更具有弹性。一是完善风险感知网络，提高各种网络的
兼容性，通过互联互通提升网络化结构对风险治理的实效。二是构建灵敏的风险预测、感

知、传输渠道，通过风险信息的即时传输提高国家与社会风险应对效率。三是构建扁平化
的治理组织。扁平化组织不仅有利于对风险的及时响应，也有助于因地制宜，防止信息传
输失真与政策变形。四是构建模块化风险治理单元，降低不同的社会系统间的紧密度，防
止风险后果在不同系统间的传导与放大。
（六）防止风险的 “蝴蝶效应”
１． 关注风险的叠加与传导
现实的世界是复杂的，处于不同循环阶段的不同尺度的系统间往往存在着复杂的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一个尺度系统发生的事情，经过系统间的这种结构网络传
导，其影响可能放大数十倍上百倍，也可能迅速衰减而消失。不同尺度的系统间的循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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