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6 - 《党政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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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需要得到及时解决” ,因而需要制度改革。如果说制度设计与制定是从无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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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那么制度改革则是从有到优、由不完善向完善的趋近,在制度框架大体稳定的前提
下,使体制机制得以优化完善。由于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凭借,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需要谨慎从事、循序渐进,既要做好改革试点及推广工作,又要协调好改革力度、发展速
度、社会承受程度之间的平衡关系。制度改革有时包含重大制度创新,对原有体制机制产
生革命性突破。在此意义上,中国改革开放被称为第二次革命,制度创新的力度、深度、
广度甚至可以与制度革命相媲美。因此,制度改革的能力要求领导主体能够判明形势、预
见未来、认识规律、把握节奏。可以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
会主义进行了制度设计与创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则开始推进社会主
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强烈的制度担当精
神并表现出高超的制度改革能力。相比之下,苏联虽然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实行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主义民主,“但是,这个曾充分显示过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
义民主制度,却在运作过程中由于未能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而从僵化走向异化,从民主走
向个人集权,再走向个人专权,最终致使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退
出历史舞台” 。仔细探究,苏联领导人可谓存在制度创新勇气与能力双重匮乏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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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僵化的体制习惯于以阶级斗争办法解决社会和政治分歧,“更糟糕的是,由于广泛宣
传社会主义的 ‘无比优越性’以及和资本主义 ‘你死我活’的关系,丧失了在制度上学
习西方的可能性,也丧失了自我批判的可能性” 。而一旦匆忙开启制度改革,却又不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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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和节奏,稍微遇挫即迅速转向制度革命,直接摧毁根本制度。
以上诸要素缺一不可,其有机结合、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产生制度领导力,而制度领导
力的强弱既取决于各要素自身的单个状况又决定于它们之间结合起来产生合力的程度。
三、制度领导力提出的时代意义
制度领导力研究在政治学领域的兴起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政治逻
辑。他顺应了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要求,有利于更
好维护党中央权威,发挥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法治的根本即在国家治理中树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可
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路径和基本保障” 。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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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理路,在依法治国被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之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随后成为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化和具体部署,必然形成对党的领导、执政的全方位的规范和调
整,引发领导体制和执政体制诸多环节改革,最终形成一系列适应全面依法治国需要的具
体制度和制度机制。在治理体系愈加规范完善的情况下,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为
制度领导力,而制度领导力的实践主体是从事政治与行政实践的党员干部,因而 “党员干
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高级干部尤其要以身作则、以
上率下” 。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遵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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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依法办事成为考察干部的鲜明指向。在相同条件下,会优先提拔选任法治素养好、依
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相反,特权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不仅不会被委以重任,
甚至可能因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推进步伐的加快而出现本领恐慌。制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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