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3 - 《党政研究》2021年第5期

反馈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就形成了。例如，只要大家都遵循同样规则，那么无论一致遵循
驾车行驶道路的左边还是右边都可以实现预期结果。例如，中国开放经济系统要形成协同
的局面，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精辟概括地给出这一目标为 “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这对中国开放经济的所有参与主体，包括涉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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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银行、投资机构和各级政府外经管理部门都能形成一个明确的行为导向，引领经济
主体自觉采取一致的行动，提高系统元素之间和结构之间的 “和谐度”，从而降低系统的
摩擦、冲突和风险。
（三）第三种互动复杂性：行动者改变环境
为了研究一个治理系统，必须研究治理系统环境的各种变量；然后固定某些环境变量
的值，通过考察在特定的环境条件及其变化下，治理系统怎样从一种状态变化到另一种状
态，来发现治理系统状态随环境变量变化的规律性。例如，我国开放经济系统的环境包括
自然、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而每一大类环境要素又可细分为很多层
次。治理系统元素主动或被动地与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元素之间进行物质、能量
和信息的交换和互动，并随着环境要素的变化而演化和适应，因而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成为治理系统复杂性的最重要来源；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行为是对环境的影响是关键
因素。尤其是行动者最初的行为或结果常常会影响到后来的行为或结果，这种情况所导致
的强有力的动态过程能够解释行动者的选择倾向随时间推移而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人们通常认为，行动者在环境中是相互竞争的，因此会通过自然选择而推动进化。但
是，实际上，存在一种共同进化 （ 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植物和动物不仅适应环境，也在某种程
度上改变环境。像自然系统一样，政治系统也是如此。每一个政策或行动都会影响到其他
政策或行动，并会重塑外部政策环境。在凯利 （ Ｋｅｌｌｅｙ）和 Ｓｔａｈｅｌｓｋｉ 所作的一项实验中，
抱信任态度的对象与抱不信任态度的对象进行 “囚徒困境”的博弈，前者倾向于作出合
作性反应，后者倾向于作出不合作反应，并因而重塑了各自行为的不同环境。 对于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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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要失利的行动者来说，一种常见策略就是增加参与者数量，这一策略可以在不改变资
源的情况下改变博弈结果。
行动者的能力、偏好和价值观念也可能为互动所改变。互动能够重塑行动者的能力、
偏好和价值观念，从而决定行动者之后的行为选择。由于行动者倾向于将自我意象与其行
为纠缠在一起并且进行自我辩护，因此能力、偏好和价值观念会随互动过程不断生成，并
且会促使行动者采取行动。通过这些过程，“惯习”会产生，即便没有使之强化，也能导
致行动的连续性。很显然，当行动者受到经验———包括那些他们自己所选择的经验———的
影响时，他们就会将环境向更好或者更坏的方向改变。由于行为所发生的环境已被改变，
所以，行动者之后所采取的同样行动，未必能产生同样的行动结果。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
指出的，“互动范式几乎不涉及这样的事情，即严格而迅速地区分出前提条件和行为后果。
行为结果对于随后的行为来说就是前提” 。行动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环境，但从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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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角度来看，行动者的偏好、特性和意向可能也是先前环境的产物。当行动者对自身行
为所创造出的新环境作出反应时，治理系统便会产生循环效应 （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在这个
过程中，行动者常常也会根据新环境改变自身行动。
总而言之，治理系统内存在三类互动复杂性：两个或更多要素所产生的互动结果，是
无法通过孤立地考察每一个要素来预测的；一项政策或者战略的最终效果依赖于其他政策
或战略的复杂性效应；行动者行为改变环境是通过影响行动者的能力、偏好和价值观念
等，从而重塑环境轨迹的方式。以上三类互动复杂性很好地解释了行为意图和行为结果常
常大相径庭，进而揭示出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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