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5 - 《党政研究》2021年第5期

子，高大强壮的男子更可能选择对劫匪进行反击。但是，实际情形与实验预测是不同的，
各种不同类型的受害者进行抵抗的概率大体一致。这不仅是归因于劫匪不会随机地选择受
害者，而且还归因于受害者也可能会意识到只有特别强壮、凶恶或有强烈动机的劫匪才会
攻击他，选择反击将是不明智的做法。可见，行动者的行为是建立在对他者行为预期的基
础之上。正如威慑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认为，在类似 “比大胆”的博弈局势中，一方能
够通过向另一方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而增加获胜的机会。
（二）过度干预的无效性
治理系统存在非预期的复杂性效应：在一些情况下，结果与意图是相反的；在另一些
情况下，结果可能与意图不相关。即使增加行动者的可支配的资源，非预期的行为结果仍
会出现。这是因为行动者并不存在在一个线性关系中，给予行动者激励或命令并不能削弱
复杂性效应。实际上，激励或命令之所以达不到预期目的，并不是因为激励没有效果或者
行动者忽视命令，而是恰好相反，正是因为行动者遵循而导致非预期结果。例如，在加大
生产量的激励或命令下，工厂会以巨大的浪费生产出大量劣质产品；在以最低浪费进行生
产的激励或命令下，服装厂生产出的则全是大号衣服。此外，当激励范围超出目标人群
时，也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在经济学家所谓的 “道德风险”问题中，供给本身会创
造需求。例如，改善社会中不幸者的悲惨处境，可能使更多人假装不幸。 由于人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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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如果贫困就会得到帮助，因此可能便不会采取努力以避免贫困发生。为无家可归者提
供住所，甚至改善他们的避难场所环境，会导致很多居住条件一般的群体放弃原有的住
房。为生活在不安全环境中的群体优先提供住房，会促使很多人选择暂时迁往不安全环境
中居住。同样地，救援那些在荒野迷路或者不理会飓风警报的人，可能会鼓励更多人选择
冒险的行动。给饥饿的难民提供食物，会导致更多人进入难民营。这就是所谓的 “历史的
讽刺” ，过度干预将行为引向有违意愿的预期。
〔 ２６〕
尽管治理系统中的复杂互动意味着某些行为结果将是非预期的。但是，直接效应仍是
在起作用的，否则，社会进步就难以实现。事实上，尽管只有在治理系统中其他所有要素
都受到控制的条件下才能实现预期效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管理总是无用的或妨碍达到预
期目的。例如，食物券极大地减少了饥饿现象，公共卫生措施减少了疾病，高速公路极大
地促进了商务和旅游，尽管这个过程会产生非预期的 “副作用”。正如艾伯特·赫希曼
（ Ａｌｂｅｒｔ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所强调的，直接效应 （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是常见的，并且往往支
配着反常效应 （ ｐｅｒ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尽管当管理寻求通过规则来限制非预期行为时，结果常
常是非预期的。与其说是规则执行效果不理想，不如说是治理系统互动复杂性的影响。例
如，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强制要求自行车安装车尾灯，那么自行车手的死亡率就会立即大
幅度上升。这是因为夜间驾驶汽车者预期会更容易地观察到骑车者，因而会开得更快而撞
上更多的骑车者，特别是那些尾灯坏了的骑车者。研究还发现，在安装坐椅安全带、吸能
式转向柱等安全装备之后，驾驶汽车者伤亡情况减少了，但是行人的伤亡情况却增加
了。 实际上，这是因为安全装备促使驾驶汽车者在安全限度下，保持更快车速并且更加
〔 ２７〕
疏忽大意。 这样的抵消性行为 （ ｏｆｆｓｅｔ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会导致所谓 “泰坦尼克号效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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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船长认为安全系数如此之大，以致为了使船速更快，稍微降低安全系数是可以的，因而
采取了较少的预防措施。杰拉尔德·怀尔德 （ Ｇｅｒａｌｄ Ｗｉｌｄｅ）概述了上述逻辑：假定保护
或预防措施导致行动者们形成了一种具有内在影响 （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的意识，即这些保护
或预防措施对于事故发生率降低有影响。这就意味着实际影响需要在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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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发生 （即汽车流量或行驶方式不变）。 然而，风险动态平衡理论 （ ｒｉｓｋ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预言，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条件是无效的，实际上行动者们会相应调整他们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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