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7 - 《党政研究》2021年第4期

化，也就是实现社区治理过程中最大程度的公平、公正、公开、民主等价值。
结合民族地区社区治理法治化的特殊性，“法治化效应最大化”应回应两个问题：一
是法治化自身价值的特殊性问题；二是法治化如何实现问题。在法治化自身价值的特殊性
问题上，除了公平、公正、公开、民主等价值外，少数民族地区的社区治理法治化还受整
个地区内外发展环境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 “发展导向型”和 “稳定导向型”社区治理
模式下的发展和稳定价值。例如，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其法治化建设过
程中，应当将 “稳定”融入到社区治理法治化的价值评定中；而以彝族、羌族等为主的
少数民族地区，应当将 “发展”融入社区治理法治化的价值评定中；当然，在满族等少
数民族汉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社区治理法治化的价值特殊性则并不那样突出，更接近于常
规的社区治理模式。
“法治化如何实现的问题”，亦即法治化路径问题，就是社区治理的领导主体围绕治
理价值目标，如何选择一种成本较低的权力资源配置方式，进而实现社区治理法治化效应
的最大化。这就需要完成民族地区社区治理从 “管制”到共治、自治的路径转换，强化
治理规则和治理程序保障，建立公民参与式的法治实现路径。当前，民族地区 “问题回应
型”社区治理模式之下，党委政府趋于 “稳定”的价值取向，往往采用 “管制”的社区
治理方式。但这一方式实质上导致了行政命令导向下的错误偏差，与社区治理法治化本身
的价值内涵相违背，所以要在实现路径上完成从 “管制”到共治、自治的转换，实现社
区治理法治化效应的最大化。同时，基于民族地区社区治理法治化内在价值的特殊性，要
坚持党委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导性，强化治理行为中的规则和程序保障，确保社区治理
行为的可控性和稳定性。
因此，回归民族地区社区治理法治化的价值本身，我们应当本着治理法治化效应最大
化的治理价值目标，从 “社区共治与自治”的角度去完成传统 “管制”路径的转换，降
低社区治理法治化成本，实现法治化效应最大化，且同时强化治理行为过程本身的规则完
善与程序保障，进而实现法治化效应的最大化。
（二）法治融通治理：“博弈分析论”的工具理性
博弈分析是在一定游戏规则限制下，基于彼此相互作用的客观环境，参与主体依靠所
掌握的信息选择各自的行为决策，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风险成本最小化的过程。
〔 ２０〕
简单地说，博弈就是主体之间为谋取利益最大化的竞争行为过程。 博弈分析范式作为法
〔 ２１〕
经济学上的主要分析方法，具有行为假设与法律行为的高度一致性，其承认个人理性与集
体理性之间的冲突，且满足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追求主体利益的最大化。该范式
〔 ２２〕
之下，行为决策主体在博弈分析过程中，为达到彼此双方的利益平衡，引入了一种新的均
衡———行为均衡 ，进而构建一套理性的行为模式，更为清晰地说明法律分析所追求的
〔 ２３〕
目标 。在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进程中，多元治理主体为实现自身治理目标而进行治理
〔 ２４〕
决策、治理行为等方面的博弈，而作为治理工具的法治化，正是实现各方利益平衡的 “行
为均衡”，具有多方利益协调性和平衡性。然而，作为行为均衡的法治，构建社区治理框
架下的理性行为模式，关键在于理清不同条件下的法治化作为工具的理性。
回到民族地区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场域，治理主体除传统的政府、社区自治组织、
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驻辖企事业单位、企业组织、少数民族居民等主体之外，还包括
以德古为代表且具有民族特性的社会调解组织，以活佛、毕摩为代表的社区治理主体等。
社区治理法治化过程中，除受行政权力导向的影响，还会受到民族 “家支”、宗教意识形
态、传统民族习俗等的影响。作为治理行为均衡和治理工具的法治，其效用的发挥需要遵
循下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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