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8 - 《党政研究》2021年第4期

一是充分发挥法治在党委政府治理社区中的主导作用，实现民族地区党委政府 “权力
型权威治理”路径的转变。党委政府要强化社区治理中的法治思维，自觉运用法治方式开
展治理活动，提高治理的法治化与规范化水平，增强社区治理中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
以此回应民族地区社区治理中 “党和政府依靠法治实现国家治理意识和能力不足”的问
题，提高党委政府在社区法治治理博弈中的行为主动性和博弈优势性，进而与 “政府控制
－公民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相契合。二是充分发挥法治在社区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
其他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中的引导作用，实现 “协商型民主治理”
法治路径的构建。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等要自觉增强法治意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解决社区治理中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同时，要促进公民意识觉醒，履行公民权利，积
极主动参与社区的治理，以此回应社区治理主体依靠法治实现 “共治路径缺乏”和 “社
区居民依靠法治实现利益诉求保障合法权益的动力不足”问题。三是充分发挥法治在德
古、毕摩、活佛等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中的引导纠偏作用，强化其按照现代法治建设的要
求，在法治框架内规范参与治理。同时，对家支、宗教意识形态、民族习惯等非正式的治
理方式，予以合规性与合法性引导，确保其符合民族地区社区治理法治化的要求。
因此，回归民族地区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工具本身，我们应当重视法治化作为行为均衡
的治理工具，坚持党委政府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在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等的引导作
用，及在其他社区治理主体、治理方式上的引导纠偏作用，实现路径构建上由 “权力型权
威治理”向 “协商型民主治理”转换，进而提高民族地区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
（三）法治赋能治理：“特殊性考量”的内容理性
根据对民族地区社区治理法治化的特殊性分析，除 “社区治理结构”存在特殊性之
外，社区治理环境、治理文化、治理价值目标等方面也存在特殊性。在逻辑上，民族地区
法治化路径也应该具有特殊性与差异性，从而与民族地区社区治理模式和社区经济发展相
契合。在理论上，作为治理目标和治理工具的法治化，也是治理内容，包括法治规范供
给、法律制度建设、人才培养、法治素养提升等社区法治建设的各个方面。作为治理内容
的法治化，应当对当前民族地区 “问题回应型”社区法治治理路径进行改造，实现 “制
度建构型”路径的转换。
一是坚持民族地区社区治理制度 “自上而下”的供给路径，实现民族地区 “问题回
应型”向 “制度建构型”社区法治治理路径的转换，加强对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制度供
给，形成社区治理制度体系。这不仅关系社区治理的立法性问题，而且关系到执法公正性
和司法保障性问题，要求通过实体和程序机制优化社区治理法治结构，进而形成硬法和软
法合力规制的法治治理机制。二是探索民族地区社区治理制度 “自下而上”的建设机制，
以回应民族地区在民族习惯、宗教意识形态、治理主体等方面的特殊性，强化少数民族居
民、社区自治组织等社区治理制度建构的参与。应然上，“自下而上”的制度建设机制能
够将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等主体的意志和想法，以及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特殊性因素
融入到制度建设中，能够有效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制定制
度与社区公民意志相吻合性，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制度执行阻力，提高制度执行效率，推
进社区治理法治化的效能。
因此，回到民族地区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内容本身，社区治理法治体系健不健全，法治
内容完不完整，法治实施机制有不有效，法治实施效率高不高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取决于
“制度建构型”社区治理法治路径的选择。这不仅要开展 “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路
径建设，而且要将 “自下而上”与 “自上而下”充分结合、紧密考虑，进而构建出体系
合理、内容完善的民族地区社区治理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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