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9 - 《党政研究》2021年第4期

让老人产生联想，这种带有死亡暗示的联想，不仅不会让住进来的老人有家的归属感，反
而让他们觉得机构就是自己生命的 “最后一站”。
从家庭到机构，失能老人的角色由主人变成了过客，这意味着在家庭中构建的 “主人
意识”，也将受到新入场域的 “客人意识”的冲击：床位数量补贴的政策方式，变相激励
机构多建多人间，那么不合脾气的室友就不得不将就；出行不再那么随意，取而代之的是
签订协议，履行请假手续；饮食也变成了利于消化的 “老年餐”，无法依据自己的喜好对
一日三餐进行荤素搭配；家庭中处尊居显的 “老来宝”，不再享有发布命令的特权，更有
甚者摔倒后只因不熟悉、怕麻烦而怯于呼救，倒在地上整整一夜。这种由角色变迁带来的
不适应，其实质是原有惯习与新入场域之间的不匹配。
（三）私人与公共：隐私保护的困境
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关系可以表现为相互排斥、相互重叠的关系。相互排斥的是私人空
间。 人是具有思想的人，隐晦的伦理心理、天然的自尊情感、朴素的公私观念以及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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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处的欲望驱动构建自我的私人空间，来实现 “欲求的隐私状态” 。人们划地而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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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家庭，从物理空间上将自我与外界隔离，并产生了不同的关系模式和行动逻辑。构建家
庭，将自我事务隔离于公众或他人眼光的行为，从本质上可被看作对隐私的追求。家庭是
私人空间的中心，是实现人们隐私诉求的最佳场域。在中国的人际关系中，往往也是以家
庭为中心呈现所谓的 “差序格局”，并据此来选择私人空间的开放程度。因为有了家庭作
为隐私的屏障，人们在家的开放程度最大，最能达到 “欲求的隐私状态”与 “实现的隐
私状态”的平衡。这就从私人空间的角度上，解释了老年人为什么愿意选择在家养老。对
于主动选择机构养老的老年人来说往往也是处于独立的需要，他们不再从传统的道义责任
角度考虑自身的养老问题，也不再将自身的幸福感依托于家人，而是主动寻求个人生活的
独立自主 。对于被动选择的老年人来说，自身就没有放弃对于家庭中私人空间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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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带着这种特有的隐私惯习进入到机构场域。
与作为私人空间的家庭不同，机构是相互重叠的公共空间，在这种群居的环境中对失
能老人隐私的保护就显得非常困难。老人入住机构需要填写各种信息表格，需要对经济能
力、失能水平进行评估，这暴露了老人的经济隐私、健康隐私。因为失能老人是高风险群
体，机构必须对其亲属子女有所了解，这涉及对失能老人家人的隐私。由于机能的损伤，
在进行日常照护服务时，失能老人与护理人员不得不进行肢体上的接触，洗澡、如厕、穿
衣、脱衣等行为会让老人最私密的身体部位暴露在护理人员的眼中，触及老人生理和身体
隐私。社会工作者、志愿者或是护理人员在为老人提供精神慰藉服务时，又会牵扯到失能
老人性格、爱好、人生态度、思想观念、过往经历等方面的隐私。失能老人的私人空间也
受到了极大压缩，个人空间范围往往仅剩勉强容得下身躯的床铺和堆满杂物的柜子、背
包。此外，在保护与被保护、给予与被给予的关系下，护理人员对于失能老人来说始终处
于一种无法违背的优势地位，这就意味着护理人员侵入失能老人的隐私空间、获取隐私信
息存在某种合理性，失能老人的私人生活也就变成了他人可以随意出入的公共绿地。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尊重与自我实现需要属于高层次需要。而自尊需要
和个人的隐私权利紧密联系。哥德金认为，“决定公众可以知道多少个人事务的权利”是
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项权利是 “个人尊严”发生和保存的要件。 也就是说，抛开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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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权利来宣扬失能老人的养老尊严是可笑的，保护隐私就是维护老人的尊严。但我们总是
经验性地认为，在保障基本生存面前，其他的一切都要靠后，似乎住进机构的代价就包括
失能老人对于隐私的让渡。机构既很难维护失能老人的隐私，又缺乏维护这种隐私的意
识，那么失能老人在家庭中形成的特有的隐私惯习，在机构中就难以延续。这种脱节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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