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8 - 《党政研究》2021年第4期

是另一方面，机构天然的空间隔离也拉远了原有家庭间亲密的代际关系，血缘亲属对于失
能老人的情感支持也因由空间转换带来的开放性式微和封闭性增强而变得越来越薄弱。
其次是隐性矛盾。即失能老人自己主动的剥离与机构推动黏连之间的矛盾。对于失能
老人来说他们又不总是被动的，住进机构的他们也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借助手机———打
电话来实现自身与家庭的黏连。在调研过程中老人会用 “我打个电话 （子女）就来了”
来回应 “子女多久来看你”这样的提问。但笔者追问他们给子女打电话的频度时，老人
则以 “子女忙”“自己没有事”“在这里挺好”等作为 “不打电话”的理由。“打电话就
来”是作为子女的责任，是老人感觉自己与家庭仍然关联的一种方式，抑或是子女赋予给
老人的 “契约权力”，延续着老人自己在家庭中家长地位的体验，但这种权力很少由住进
机构的老人行使。这是失能老人和家庭的主动剥离。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孝道文
化的没落，老人不再享有经验上的威望，逐渐偏离了家庭的中心地位，对于家庭事务越来
越丧失话语权。特别是失能老人，在不给家庭做贡献的同时，还需要消耗家庭大量资源。
由身体困境带来的巨大反差不仅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还诱使他们做出边缘化选
择。机构便是他们的选择之一。然而一旦进入机构，失能老人与家庭的距离则进一步拉
大，被边缘化的认知进一步加深，导致失能老人即使知道自己拥有 “打电话子女就来”
的权力，但也不行使。矛盾就在于机构对失能老人在长期老化过程中形成的与家庭场域主
动剥离的性情倾向是持反对态度的。机构会主动开展各种活动、动用相关资源来支持老人
与家庭的黏连，阻止老人与家庭的剥离，因为这种状态通常会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不
利影响，增加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受损和精神不适的风险。
（二）主人与客人：角色地位的落差
虽然目前关于现代化和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讨论很多，但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大
多数学者认为，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地位已日渐衰落，父
母身份已经 “非神圣化” ，甚至老年人在家庭中 “保姆化”，即老年人承担大多数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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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而放弃了大部分的决策权 。在上文也提及老人在家庭中地位由中心到边缘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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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嬗变发生在家庭场域中的核心血缘圈层，是一种相对的变化。在家庭场域中老人
的地位虽然没落了，甚至被年轻一代排挤在重大事件决定和管理范畴之外，把老年人标签
为 “落后”“没文化”“老掉牙”，对他们的观点嗤之以鼻，但老人终归是这个家庭的主人
之一，其在处理家庭关系中被赋予的仍然是主人角色，并没有将其冠以 “外人”隔离起
来。这种 “主人翁”惯习是在家庭生活的数十年中形成的。少幼时期与家庭的融入并建
立起来的信任，是 “主人翁”意识的萌芽；青壮时期占据家庭场域中的优势位置，导致
这种观念沉淀至骨子里；暮年时期，家庭主人意识受到崛起的青年一代的威胁，但它在面
临着隐退和衰弱风险的同时，也会有所抗拒。现在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独居，一方面是为
了规避与子女生活带来的摩擦、麻烦；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被排斥的敏感，为了维持其原有
的家庭地位做出的无奈选择。
然而，家庭场域中形塑的 “主人翁”惯习却无法在机构场域得到再生产。机构场域
突出的是市场原则，是买卖关系的体现，追求双方处于平等地位的等价、自由交换。正如
顾客去商店买东西：出让经济资本，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顾客并不会因为购买一两件商
品而宣称拥有商店的所有权，成为商店的主人。虽然很多机构宣传让住进来的失能老人享
受 “回家般的温馨”，这更多的像是商家服务上的包装，目的是让老人的体验更好。“铁
打的机构流水的老人”，入住人员的高流动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不可能营造出家庭的
氛围。此外，失能老人是高风险群体，高风险意味着高死亡。尽管机构总是刻意避免让临
终的老人在院内去世，甚至 “殡仪馆的车也要从后门走”，但同伴突然地杳无音信，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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