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 - 《党政研究》2020年第6期

监督权分离的功能性分权。 但是，实践中的权力制约机制很不完善，有时甚至讳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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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三是制约与监督需要均衡，但相关制度结构不合理。制约与监督具有不同的权力关系
和控权功能，唯有建立并完善 “制约—监督”均衡的制度，才能有效提高预防和惩治腐
败的水平。然而，我国的 “强监督—弱制约”模式使制约制度的功能被削弱，监督制度
的固有缺陷被放大。 四是重视对一把手的监督，但一把手腐败仍然高发。因为缺乏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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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权和制约监督机制，集中于党委和政府的公共权力，最后又集中于党政一把手。特别
是在选人用人、公共投资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表现尤为严重。五是已高度重视廉政教
育，但灰色腐败却依然盛行。党的思想政治和廉政教育一轮一轮地开展，但腐败现象还是
广泛存在。特别是，灰色腐败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甚至是集团性的现象。六是官方反腐成
本很高，但社会力量却没有充分发挥。在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
过程中，权力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成本很高，道德对权力的自我约束成效不彰，而权利对权
力的监督作用有待加强。
第三，这些短板是否可用技术手段解决？在实践中，技术治理存在两种不同的指向：
一是公共治理方式的技术化，如项目制、清单制等；二是科学技术在公共治理中的运用，
如大数据、云计算等。显然，智慧纪检监察是指第二种意义上的技术治理。目前，人们对
技术治理的心态较为复杂，从最初欢呼拥戴到理性冷静反思，当下则处在反思与拥抱之间
徘徊。技术治理可能会引发专家权力过大导致极权、整体性治理危机以及反治理等风
险 ，但是在 “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下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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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对解决我国当前存在的廉政治理短板，依然很有价值，
比如：借助于大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平台，可以把包括纪委 （监委）、公安、法院、检察
院、审计、税务等公共部门的数据打通，再加上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等外部主体的信息反
馈，形成廉政治理的统一平台，从而增强多元主体监督的合力；借助于各业务运用模块，
不仅可以调整优化纪检监察业务的工作流程，而且可以通过对公共部门及公职人员决策权
和执行权的清单式梳理，防范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廉政风险，从而实现制约与监督的相
对平衡；借助于系统集成的全领域、全天候、全业务、全要素、全功能、全流程体系，无
论是一把手还是普通公职人员的权力行使过程，都将留痕并经历大数据的分析比对，从而
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借助于智慧纪检监察的党风政风和宣传教育等业务模块，
推动公共部门的文化重塑和自我教育，从而实现清廉文化对公职人员行为的深刻影响；借
助于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不仅可以提供海量的反腐信息，而且因为其自发、便捷、与群
众利益密切相关等优势，节约廉政治理的成本，并提高反腐的精准性，从而助力全面从严
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当然，智慧纪检监察并不能解决我国廉政治理面临的所有问题。正
因为如此，才会带来治理与技术之间的张力。
第四，治理与技术之间的张力何以平衡？在信息社会，数据和信息不但成为社会关系
和社会生活的基础，并已成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本身；不但是公共治理的基础，且已经
成为公共治理本身 。然而，技术和治理具有内在张力和冲突。技术强调一致性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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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原则，追求效率，推崇技术专家治国。治理强调的是多元主体协商共议，追求多样性，
推崇的是多数人共同参与。 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过程中，需要发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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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技术的治理，并平衡好如下几个关系：其一，公民权利和技术监督。智慧纪检监察是公
民权利和技术监督反复互动、试错与调试出来的成果。民主参与是智慧治理的源泉。只有
让民众广泛参与到权力监督当中来，并促使公共部门与民众的协同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廉
政的 “善治”。技术监督是智慧治理的工具。利用技术手段对公权力进行制约监督，既要
合理引导民众的有序参与，但同时也要保障公职人员的正当权益。其二，政治安全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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