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4 - 《党政研究》2020年第6期

面经济发达地区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尤其是在一些城郊村、中心村，出现了外来人
口 “倒挂”的现象，流动人口数量甚至超过了本村人口，外来流动人口的治理、与本村
村民之间的融合等也成为农村基层治理必须要重视的难题。人口的流动使得农村治理主体
和对象具有高度变动性，也就无法成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 “有效主体和有效对象”。
（三）城乡关系进入蜜月融合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至此，我
国城乡关系经历了从城乡二元对立到城乡统筹再到城乡融合的发展阶段。城乡二元财税体
制和统购统销制度通过价格 “剪刀差”从制度上保障了农业剩余向城市和工业转移，扩
大了城乡公共资源差距；二元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的流
动。在这一背景下，农村治理主要以管理为主，对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强力管控，城镇
居民与农村居民在福利保障和发展机会上存在巨大差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
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相对缩小了城乡差距。但是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工业和城市发
展迅猛，城乡绝对差距不断扩大。虽然户籍制度改革，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但是农民仍然
无法享受城市的各种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必然包含着城乡社会
治理的一体化及二元体制的消失。在城乡良性融合、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我
国城乡人口布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城乡关系会更加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再加上城
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基础设施的普及化等等举措，将使 “农民”这一角色性质发生根
本变化，从传统的 “身份”转变为现代的 “职业”，城乡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小。
（四）农村社会伦理存在结构性张力
中国从 “乡土中国”进入 “城乡中国” ，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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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生活方式等器物性的变化，还伴随着道德价值、伦理观念等文化精神的冲击，使农村
社会伦理出现结构性张力，为农村治理带来了许多新的变量与可能。一是乡村道德精神的
衰落与市场伦理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中，道德伦理是乡村治理的精神核心，然而随着现
代化的推进，乡村社会急速转型，传统的 “道德伦理”遭受多元价值冲击，乡村社会中
道德伦理式微、公共舆论弱化、公共精神缺失等问题普遍存在，农村治理的精神内核和价
值理念面临挑战。 同时，市场经济使村民逐利性价值取向更加强烈，传统的共同体被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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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现实中契约意识与道德伦理时有冲突，农村治理共同体遭遇危机。二是传统宗族的异
化。宗族也是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关键载体，通过利用宗族结构及宗法意识，构建起了农
村治理的框架，并利用宗族的能量，将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结合起来。宗族在传统乡村治
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直到今天也依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现实中有一些宗族发生了
异化，成为影响农村治理的负面因素。如宗族恶势力仍然存在，宗族对基层社会秩序、基
层民主、农村公共事务等方面会产生干扰影响。

四、技术赋能：现代信息技术的功能性输入

（一）“互联网 ＋”催生农村社会新样态
互联网进入农村后引起了化学反应，农村社会抓住机遇，诞生了淘宝村、网红村等新
样态。如淘宝村，到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份，全国已有 ４３１０ 个。这些淘宝村在增加农民收入、推
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凸显出重要的经济、社会价值。从淘宝村十年的发展经验来看，淘宝村
的形成主要受到互联网技术嵌入的影响，这些技术嵌入使淘宝村的治理结构、治理理念均
已发生巨大变化。由于产业及市场的嵌入，淘宝村内部生成了一种 “熟人中的市场关
系” ，市场理性嵌入村庄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中，弱化了传统乡村伦理中的 “人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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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等对交易秩序的影响和破坏，但是在具体交易行为中，村民往往会在利益导向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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