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8 - 《党政研究》2020年第6期

存在诸多难题。中央出台的 《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对城乡社区治理做
出了新的统一的制度安排，提出了 “到 ２０２０ 年，基本形成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
导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的目标，建构了基层政府、基层党组织、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力量四个治理主体互联互动的共治机制，强调党统一领导下的多
元主体共同治理。二是要从城乡分治转为城乡融合共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社会
治理的二元机制将失去存在的基础而走向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即城镇、城郊、乡村这三类
主体在创新、协调、共享理念和公平治理原则指导下，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基础上，实现基本
治理层面一体化，彻底消除传统基层治理中存在的城乡对立和区域分割，走向整体性治理。
（四）从传统技术治理转向智慧化治理
科学技术是嵌入治理的重要变量，农村基层治理也不例外。在一定意义上讲，现行的
农村基层治理基于工业革命的技术条件和社会结构，形成了以一系列科层化组织为载体的
传统管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在特定的技术条件和社会基础上呈现出合理性和独特优势，
曾取得明显治理绩效。但是，伴随新科技革命，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不仅给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创造了无限的可能，也为农村基层治理创造了全新
的技术环境，农村基层治理将与新科技深度融合，并逐渐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由传统治理转
向线上线下结合的智慧化治理。新科技成果不仅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而
且更为重要的是新科技将推动农村社会形态的根本性变化，进而实现农村基层治理形态的
创新，形成真正意义上的 “互联网 ＋农村基层治理”。
（五）从粗放型管理转向精细化治理
对农村基层治理来说，精细化治理也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向。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变迁
主要受农村社会主要矛盾的影响，农业税时期，国家对农村生活投入有限，要完成收税、
计划生育等任务，就主要依靠民间权威及地方性知识来解决，形式较为粗放。后税费时
代，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后，农村社会主要矛盾亦转变为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国家开始加大对农村投入，社会治理重心下沉，资源、服务、法治等纷纷下
乡，对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内容、治理效果都有了更加明确的要求。而且农村社会
日益分化、农民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要想实现农村的有效善治，必然要运用更加规范
化、精细化的方法和手段。

七、小结

梳理总结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能够从历史角度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供经验和启示。而 “条件 －形式”视角能够让我们对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形成总
体性解释，也能够挖掘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国家
农村政策的时代性调整是对农村基层治理的制度规制，以国家权力形塑着农村基层治理的
基本形态；农村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是对农村基层治理的内需释放，一方面将农村内在
的发展需求及对治理体制变迁的冲动释放出来，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农村为迎合国家政策、
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等发展趋势而做出的自我调整与积极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的功能
性输入是对农村基层治理的技术赋能，通过赋予农村强大的内生发展能力，激发农村治理
的资源要素及发展潜力，从而助力农村有效治理的实现。
在这三重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农村基层治理越来越呈现出整体性、复杂性及有效性特
征。农村基层整体性治理并非一元化治理，而是通过多元化基础上的整合与协调，实现政
府主导、农民主体及技术辅助的良性统一，实现农村基层治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
衡。农村基层复杂性治理是对当前农村社会复杂性的关照，农村社会越来越复杂多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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