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3 - 《党政研究》2020年第6期

家与村庄的关系，构建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不论是从其目标、方式还是结果上来看，这
次国家与村庄关系的调整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更尊重农村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农民的民
主权利，在平衡国家治理目标与农民利益上更具理性和策略性”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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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以及 “三治融合”治理体系的推广，“法治下乡”也成为了国家权力再嵌入的重要抓
手，作为国家正式制度代表的法律制度开始探索与农村治理的内生元素尤其是各种非正式
制度相契合的空间，抑或将其理解为 “国家 －农村”互动关系的调整。总之，国家权力
与农村的互动与博弈在历史进程中从各个层面体现出来，但是在当前社会条件下，无论是
新农村建设还是乡村振兴，仅仅依靠农村自身是无法实现的，随着农村社会治理结构不断
调整，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将越来越复杂，必须要靠国家权力进行整合推进，国家权力也
以一种全新姿态再次嵌入农村，在农村治理及农村振兴过程中充当价值引导者、制度供给
者、利益调和者和服务提供者等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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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需释放：农村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

（一）农村经济结构日益多元化
土地作为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有关土地权属关系的制度往往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
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首先进行了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开启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革的序
幕。随后，农村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从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所有制的单一实现形式，到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所有、包产到户，再向如今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的多种实现形
式不断演变。农地 “三权分置”将极大地释放土地政策红利，同时也对农村治理带来巨
大改变。随着土地经营权入市流转，农村将被纳入市场，各类资本将通过规模化经营进入
农村，而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的引入，也必然使
农村治理基础及主体范围扩大，村治权力格局不断开放，各类外来的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农
村治理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农村治理的边界也日益开放，除了原先村庄内部人员及事务之
外，“城乡两栖” 的村民及各类外来人员及相关事务也包括在内。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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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农地 “三权分置”后带来的治理条件的变化必然对村集体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另外，农村经营方式从自然经济向社会化生产演变、收入构成从单一经营收入向收
入多元化演变、消费结构从传统温饱生存型向小康生活现代化演变、农村人口开始大规模
双向流动等等一系列经济结构变迁都要求村庄治理能够有效应对。这也为国家大力推动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契机。
（二）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日益弱化
一是乡村共同体日渐式微。传统乡村基本上是一个 “稳固的乡村共同体”，是一个
“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人口 “洗脚上田”，流入
城市，市场化又让村民对经济利益有了更高的追求，村民日益 “原子化” “个体化”，乡
村共同体已不复以往功能。行政村的大规模调整使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大大降低，农村社
会关系愈加离散化。农民与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由简单型结构转化为交叉式复合结
构，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识也难免弱化。二是农村社会中农民分层也日益明显。尤其是在
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分层现象更加明显 ，出现了农民的角色和身份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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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和利益诉求差别化等现象。在村庄治理过程中，社会地位、权力资源占优势的群体往
往是乡村治理的 “主动 －积极”参与者，而其他群体往往是 “被动 －消极”参与者，其
参与乡村治理的主动性与有效性也各不相同。三是当前农村人口格局呈现出空心化与人口
“倒挂”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很多村庄人口大量流出，“ ３８６１９９”现象越来越严重，集体
经济薄弱村尚未完全消除，甚至已经 “消薄”的村庄还存在 “复薄”的风险。但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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