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8 - 《党政研究》2020年第5期

观点转化为更加客观的正义的方式。包容是实现合作的前提，包容的对象不仅是不同的观
点，而且包括修辞等言说的形式。正如艾丽斯·杨所说，不应当贬低修辞，修辞在有效沟
通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公共言说中，不仅需要关注冷静的、纯粹性的言说，感性的、富有
情感的对话也应当被接受，而且应当得到鼓励。“公共言辞必须接受以下可能性，即，任
何人都能够被倾听，同时任何人都可以询问或者质疑他们。这种公共理由的条件决不意味
着任何人并且每一个人都会接受那些主张。它仅仅意味着，那些主张或者理由不能运用其
他人不能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以此被看做合乎他们自身的价值与尊严。在这方面，这些
协商民主的规范是具有普遍性的。” 只有承认他者才有政治互动的发生，承认是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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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而不是终点。政府与社会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政策主体与政策对
象之间的划分，而应该共同参与到政策过程中，彼此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这种信任对
于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能力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信任，公民就会怀疑技术专家的动
机，技术专家也会反过来怀疑公民的能力。而事实上，没有哪种单一的方法可以设计出应
对高风险社会的政策方案，唯有合作，才能实现理性知识与经验知识的融合，设计出有效
的政策方案。
第五，政策过程中需要发挥想象力和判断力。面对高度不确定的政策问题，面对完全
开放的系统和场域，政策问题可能无法得到准确的界定，甚至连预期概率都无法确定，这
时无法运用单一的专业知识进行规划。“系统行为丰富多彩、非常复杂且难以预测。规划
未来是很困难或不可能的。” 任何单一思维都是有一定的适用范围的，如果政策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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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和目标已定，那么专家在其中运用科学和专业技术进行评估和仲裁，可发挥重要的作
用。但是如果非结构化的政策问题越来越多，政策问题符号化的难度越来越大时，这些问
题很少能归为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技术专家和政府所具有的知识都受到挑战。“对复杂
系统的特征更深入的考察清楚地表明，分析方法在处理复杂性时具有局限性。分析式趋法
并没有错，但是通过将系统的部分 ‘去掉’来 ‘分析’复杂系统将总是会附加上严重的
扭曲。” 高度复杂性的政策问题不再是常规化的思维和现代科学框架所能处理的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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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充分发挥想象力，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自主判断与即时应对。“想象是现代道德理论得
以渗透进治理实践从而形成一种统一的道德话语和道德秩序的社会机制，如果没有想象，
现代性的诸多道德承诺都无法被融入到现实的治理秩序之中。” 〔 ２３〕
第六，要有对政策对象的关怀与共情的能力，以此实现道德化的公共政策。制度主义
框架下的政策过程基于对制度和程序的依赖，进而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支配—依附结构以及
单向度的流程，层级之间向上负责，向上依附，而却忽略了承受政策效果的政策对象的感
受。整个政策流程就是组织和制度的运行过程，但也是失去了价值关怀的冷冰冰的流程，
个体的行动被忽视，个体的自主性被压制。但是，高度复杂性的条件要求突破制度对行动
的束缚，在政策主体与政策对象的合作行动中去建构真实而完整的政策问题，通过对政策
对象的关怀与共情的能力去建构政策问题。这时，行动不受到制度的束缚，制度反而成为
行动的支撑。“与主导的理性信念相反，行动并不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相反，它是由
‘情境’整体触发的，日常情况下，由于某些外部或内部事件的转变，突然变得不确定和
紧迫 （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分别作为一个机会或者是一种约束展示出来），因此需要行
动者的某种干预。” 当政策主体不再受到来自组织或者制度的控制和约束，而是带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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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与意向性进入到政策过程中，那必然带来道德的政策。道德化的政策不是来自于形式上
的规范与政策条文，不是通过设计或者规定来实现，而是生发于人的内心，来自于对政策
对象的关怀与合作，反而可以实现实质性的道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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