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 - 《党政研究》2020年第4期

的。在这类有 “颠覆性创新”使命的高新数字科技公司为冲过其发展 “瓶颈期”而 “烧
钱”的艰难过程中，成功率极低，但一旦冲关成功，便可能 “一飞冲天”。民企的机制特
点，使它们在耐受力、决策特点、市场考验下的可持续性等方面，一般都优于国企，所以
在这一领域，终于有几家企业成为 “风口上的猪”而扶摇直上成长为巨头，而它们几乎
清一色均为民企。这一方面，促使我们进一步深化认识民企的地位、作用、特色、相对优
势和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也可使我们看清新基建与民企、特别是数字化平台型民企进一
步发展的天然联系。信息化新经济在中国，已客观地形成以民企为主要市场巨头而蓬勃发
展的局面，新基建将极大地助力于信息化新经济的升级发展，那么由此而打开的潜力、活
力释放空间，自然会为 ＢＡＴ 三巨头和京东、苏宁、顺丰、美团等民企而更显著地展开，
并助益于它们所联系的上、下游广大的企业 （既包括国企也包括民企），特别是为数众多
的小微企业 （其中基本为民企成分），得到更充分的发展。民企的这种获益前景不是单方
的，与民企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既包括混改中形成的产权纽带联系，也包括业务合作联
系）的国企，也一定会从新基建中获益。
还应看到，新基建的实施，更为民企、国企以投资者身份进入项目建设领域，提供了
值得高度重视的用武之地。为数不少、规模浩大的新基建项目，从 ５Ｇ、数据中心、人工
智能开发中心、物联网等，要一直对接 “产业互联网”“智慧城市”“食物冷链”等大型、
长周期项目，以及与它们相配套的公共工程建设，投融资要求巨大，那么在应对全球疫情
冲击、各级财政吃紧 （必须 “过紧日子”）因而政府财力十分有限的制约情况之下，新基
建一定是会要求政府以小部分财力、“四两拨千斤”地借助 ＰＰＰ 等创新机制，形成政府体
外资金的拉动、放大的 “乘数效应”，吸引国内外社会资本、广大企业的资金力量，形成
伙伴关系来共同建设，其中蕴含着难得的企业投资发展机遇。毋庸讳言，在中国国情条件
下，当地方辖区内的新基建以 ＰＰＰ 方式进行时，政府方一般首选的是国企，但中国之大，
项目之多，周期之长，决定了国企肯定对这些项目是 “吃不完”的，许多有实力的民企，
一定会像前些年 ＰＰＰ 项目 ４０％以上会落于民企那样，得到做 ＰＰＰ 开发主体的机会———这
一大块 “用武之地”其实就在眼前。而且，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拿下了某个 ＰＰＰ 项目
的 ＳＰＶ （特定项目公司）主导权之后，该项目展开中的不少子项目、合作开发项目、业务
对接项目，都会既对国企也对广大民企打开合作之门。
总之，不仅新基建的成果会使许多民企受益，而且新基建还从项目建设开端，就提供
了国企、民企、外企可共享的用武之地，值得地方政府和企业界关注。

六、地方政府必须 “守正出奇”：力求辖区供给侧改革形成高水平定制化方案

不同城市、不同地方政府辖区发力 “新基建”，既要掌握贯彻中央精神的一致性，又
要充分考虑各地 “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差异性，力求在共性与个性正确结合的处理
中，“守正出奇”地有所作为。其实，这正是中央所强调的实现现代化治理和打造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主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谛。在原来强调总量为主的 “反周期”
需求管理的阶段上，各地决策更多是跟着流动性 （银根、财力）松或紧的宏观调控走，
本地结构性问题的处理虽然不容回避，但并未清晰地总结到纲领性的调控理念上。而现今
作为主线的供给侧改革，更多正面展开而要形成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的，是供给侧结构
性问题，既包括当地深化改革要 “啃硬骨头”的制度结构问题，也包括当地生产力布局、
产业集群培育等产业结构问题，以及一系列涉及民生、社会管理的收入分配的结构等问
题，客观上要求 “一城一策”“一地一策”地形成高水平定制化的通盘解决方案。这一套
系统工程式、“顶层规划”式、一览无遗地覆盖本辖区所有改革、发展、稳定事项的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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