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8 - 党政研究2019年第6期

转型困境恰恰说明了生搬硬套西方模式所存在的弊病。如哲学家米尔恩所言，世界人权宣
言中所列举的人权只是一些根植于西方价值观的理想，它们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是可望而
不可及的。 换句话说，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设置全球人权治理对象和议程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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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侧重，缺乏一致性，使部分人权治理议程无法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和参与。
（二）治理主体缺协作
为了促进全球人权事业的发展，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政府间组织针对如何有效开展全球
人权治理进行长期探索，确立了人权原则和标准、人权条约以及专门的实施机构。联合国
在 １９４８ 年发布 《世界人权宣言》后，又于 １９６６ 年陆续通过了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三个文件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的任择议定书》一起被视作 “国际人权宪章”。然而，随着美国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正
式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全球人权治理的主体之间缺乏协商与合作的问题被进一步
暴露在世人面前。西方国家将人权问题泛政治化、在人权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来区别对待
自身盟友和其他国家、并对一些重大侵犯人权问题消极应对，如关塔那摩监狱虐囚和绕过
安理会发动战争等行为。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常常强行推行符合自身政治模
式和价值观的人权概念和人权发展模式，不愿意重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人权价值和人权观
念。这些因素造成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人权治理机构的信任危机，也切断了其他国
家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协商与合作的渠道。此外，特朗普政府就职以来大力推行 “美国优
先”的单边主义战略，这与崇尚多边主义的联合国机构存在理念上的冲突，进一步凸出人
权治理中的合作困境。在处理难民危机上，部分欧洲国家和民众的态度也印证了在人权问
题上进行协商与合作的难度。
（三）治理规范单一
当前的全球人权治理规范面临理论资源单一化和视野狭隘化等问题。治理规范的理论
资源单一性表现为当前的全球人权话语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西方国家在阐释
和传播人权概念时，往往冠之以 “普世价值”的名号，由此塑造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人
权话语，并向世界各国推广。 然而，实践证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并非一体适用。“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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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之春”、东欧民主转型以及非洲部分国家的民主进程就是前车之鉴。而在上世纪东亚
“四小龙”所迅猛崛起的过程中，亚洲价值观所起的作用则不容小觑，可被视作人权与文
化相结合的成功案例。相较于治理规范理论资源的单一化，人权规范在实践过程中往往集
中于关注人权问题本身，而忽略与人权所密切相关的时代背景和重要议题，如和平与发展
问题。如 《联合国宪章》和 《世界人权宣言》均将和平权视作人类发展的重要议题，是
①
首要的人权。而发展权对于发展中世界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是确保独立自主地推动、
促进和实现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当前世界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
赤字的严峻挑战。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影响人类享有和平权；世界经

① 虽然人权、安全和发展被认为是联合国的三大支柱，联合国也按照这三大支柱分别设立了相应的理事机构，如
联合国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人权理事会，但分设理事会并不意味着安全和发展问题就和人权问题脱
离开来。相反，安全和发展是人权最为主要的保障和实现形式。且从本质上说，和平与发展问题同样是人权问
题，甚至还是基础性人权的主要内容。此外，在奥诺拉·奥尼尔 （ Ｏｎｏｒａ Ｏ’Ｎｅｉｌ）和查尔斯·琼斯 （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ｏｎｅｓ）等全球正义论者看来，在联合国 《世界人权宣言》中所提及的人类基本权利中，生存权是所有权利的中
心。在他们看来，人类对生存、住所和营养的需求是最基本的权利，离开生存权的所有权利话语都是一套空话。

参见 Ｏｎｏｒａ Ｏ’Ｎｅｉｌ，“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Ｈｅｌｄ， 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ｄａｙ，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２７６ － ３０４；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ｏｎｅｓ，Ｇｌｏｂ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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