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2 - 党政研究2019年第6期

力，贡献力量。１９５６ 年，多党合作的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确定。同年，
毛泽东在谈及 “十大关系”时考虑可以把民主党派看作类似反对派或准反对派。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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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大期间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会谈时说，“我们制度是优越的，但也有缺点，如
太集中。又如一党制。这本身包含着它的阴暗面。” 然而 １９５７ 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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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踵而来的 “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多党合作的发展。民主党派的 “参、代、监、改”只
剩 “改”。民主党派成员的数量在不断减少，从 １９５７ 年初的 １０ 万人，反右扩大化后只有
８． ７ 万人，“文革”结束时，只有 ６． ５ 万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变成 “共产党监督
民主党派”的单向监督。民主党派内部开展 “拔白旗”和 “自我改造”运动。１９５８ 年，
毛泽东提出 “要一张一弛”来改善同民主党派的关系。但是 “文革”的号角吹响，八大
民主党派中央全部被迫停止工作，党派各级组织瘫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创造的多党合作
形式不再运转。多党合作进入了冰封时期。
与此相关的是，政策完全取代制度。多党合作没有制度规范和程序规约。政协是多党

合作的重要机构，其运转脱出制度的轨道。比如，１９５５ 年召开 ２１ 次会议；１９５７ 年召开 １７
次；１９５８ 年召开 ２ 次。１９６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政协就停止办公。直到 １９７３ 年才有政协活动。
此时，政协和人大都是八年六个月没有开过会议。
（三）多党合作制度不能简单地等同新型政党制度
通过对相关历史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东欧地区的多党合作还是我国在改革
开放前的多党合作，均未呈现出 “三大维度”的形态。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具有三大维
度的功能，除了共产党的领导，还应该从民主党派 （民主政党）和制度化方面来分析。
第一，民主党派是否缺位关系到多党合作制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多党合作制度的优
势在于不但能够避免多党竞争的效率差和破坏性，而且还能够避免一党制的独断和僵硬
性。其中民主党派 （民主政党）能够很好地充当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成为执政党联系
社会的纽带和桥梁，是多党合作制度富有生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 “三大维度”功能发
挥的重要的动力源。如果民主党派 （民主政党）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只有执政党来充
当桥梁这一中介角色，社会的诉求和矛盾就很难得到表达和消融。这也是毛泽东希望民主
党派能够成 “类似反对派”，“唱唱社会主义对台戏”和周恩来担忧有 “一党制”倾向的
初衷所在。波兰、保卫利亚等国和我国在改革开放前虽然实行多党合作，但民主党派 （民
主政党）受各种条件所制约，既没有发挥 “桥梁”“纽带”“助手”的作用，也没有起到
“权利对权力的监督”的作用，民主党派 （民主政党）在多党合作方面不能很好地发挥作
用，直接影响到政党制度的政治吸纳、利益表达、社会整合、组织与动员等功能的实现。
第二，政党制度的制度化程度关系到制度效能的发挥。在分析多党合作不能简单地等
同新型政党制度时，还有个重要的视角，就是制度化。如上文所述，政党制度是为政党的
行为提供规范。在制度框架中必须有一系列规定、要求和程序等。制度化，就是制度中各
个要素有机连接并互相作用。多党合作制度的制度化程度关系到 “三大维度”的实现程
度。首先，如果没有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就不能对政党进行有效约束。而规范有序的组织
结构是 “三大维度”作用发挥的组织基础。其次，制度化能够培育道德和忠诚。制度形
成规则，而规则是意识形态中价值理念的体现。各政党在制度范围内活动，按照程序和规
则运转，逐步适应制度的约束，逐步养成按照规则进行活动。在学习、掌握、适应过程
中，各政党对规则产生敬意，对制度产生信仰。同时，在自觉按照规则活动的过程中，
“制度自信”逐步内化于心。惟有对制度怀有忠诚和信仰的政党及其成员，才能够很好地
发挥执政党和参政党的作用，才能够使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合道德的、合利益的、合法律
的，这也是发挥 “三大维度”功能的重要因素。再次，制度化就是要使制度中的具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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