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4 - 党政研究2019年第6期

度在发展过程中嬗变为具有三大维度的新型政党制度形态，这与中国共产党锐意创新，坚
持把世界政治文明中的优秀成果与多党合作制度的民族性在更高层次上的交融分不开。亨
廷顿说过，一个文明中的革新经常被其他文明所采纳。 因此，各类政党制度都有一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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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相同的运作方式和规则。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在运转过程中，同样体现出政治文明的一般
要求。第一，分权。在西方政治体系中，政党通过选举取得的是执政地位，也就是执政
党。执政党执掌的主要是行政大权。西方国家对执政党手中的行政权是用制度强行分权。
在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中，政治领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这样，就不会偏离正确
的发展方向。对于行政权，中国共产党则主动分权，在行政权上充分体现了各党各派的合
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非中共人士担任行政领导的比例越来越高。尤其在与民众利益
密切相关的执法部门，有更多的非中共人士担任正职。实行各党派共同管理国事，不但体
现了中共对民主执政的追求，也是遵循政治文明原则的表现。第二，监督。西方竞争性政
党制度以他们的方式实现对执政党的监督。在中国，我们也以自己的形式实行政党之间尤
其对执政党的监督。如把政治协商纳入到决策程序之中，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
进行协商。这是通过对决策权力的横向配置，使民主党派能够有效地监督执政党的决策行
为。另外，还有专项监督、调研监督等等。尤其是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提出的中共党内监督与民主党派的监督结合起来，构成 “内外夹攻”的监督网络。第三，
参与。完整的表达应该是 “扩大民主的参与”。科恩提出，参与广度、深度和范围是衡量
民主的尺度。这些机会一般是通过各级政治组织尤其是通过政党对公民开放。西方国家是
以 “选举”来体现其横向民主的特点。我国是通过 “协商”来体现纵向民主的特点。多
党合作制度不断开拓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以政党协商为标杆，从人大、政府、政协、人民
团体、基层等方面全面推进，向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发展，实现公民的广泛参与，实现了民
意向决策机构的流入。同时，这种 “深度和广泛”的参与，都是在一定程序规范下进行，
杜绝了无序的行为。多党合作制度调控了政治参与的速度，使经过现代化动员变得迅猛的
参与要求经过 “解压”后进入缓和的阶段，避免了可能引起的社会动荡。放眼世界，“选
举”和 “协商”都是民主的表现形式，衡量的尺度就是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是否是真实有
效的。第四，内聚。强大的政党制度应该具有高水平的制度化和高水平的群众支持。成熟
的公民是政党制度发展的社会基础。同样，成熟的政党制度也具备了培育高素质公民的能
力。多党合作制度在扩大公民参与渠道的同时，还引导人们有序参与，从而培育了公民的
法治意识、民主意识和共同体意识。这是 “信任的制度化”。在 “信任的制度化”中吸收
和安排了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社会集团，并很好地包容和同化。所以说，多党合作
制度充分体现了内聚力。在复杂的、快速的转型社会中，人们需要的是有道德基石的，具
有内聚力的政党制度。
（二）文明可以融合：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政党制度是一个具有生命的复杂体系，它必须成长在适应的社会政治生态中，显示民
族性的特点，也是我们讲的特殊性和个性。然而，政党制度的特殊性和个性同样蕴含着人
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有着各类政党制度大体相同的运作方式和规则，体现世界性的
特点，也就是我们讲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１． 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政党制度。放眼世界，美国总统制的两党制和英国内阁制的两
党制、法国半总统制半议会制、德国 ５％条例限制的多党制、新加坡一党独大多党竞争制
等等，虽然都属于竞争性政党制度范畴，但依旧有一些差异性，并在运转中顽强地表现自
己的特殊性。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属于非竞争性政党制度范畴，有着自身的特点，显示政
治文明的个性特色。但由于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在西方政党制度成长成林时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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