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0 - 党政研究2019年第5期

层加码，这二者之间如何平衡？事实上基层 “减负”绝非从形式上减少数量和频次这么
简单。在数量、频次减少的同时还要保障治理绩效不打折扣，治理目标能够完成，这才是
基层 “减负”的关键。要实现这种理想状态，首先要找到基层真正的 “负担”是什么，
消除这些负担的 “梗阻”又是什么。从基层脱贫攻坚督查过程来看，无效留痕、重复检
查、问责滥用和公众的低参与度是基层脱贫督查领域最大的负担。而减负的 “梗阻”主
要是 “规则下乡”的过度弥散，大数据治理的法治化程度低和基层社会化治理能力不足。
未来，基层治理需要提高 “情感”的权重，重塑和群众沟通的微观机制；需要勇于实践
创新，为决策和立法提供案例供给和依据；需要像吸铁石一样把乡亲们紧紧凝聚在一起，
共治共建。基层 “减负”关键在于基层提升能力，保障治理绩效不打折扣，治理目标顺
利完成，这可能是个似非而是的断言。当基层有足够的能力顺利完成治理目标时，数量
大、频次高的督查自然就会显得多余。对于决策者而言，相较于开会研究如何减少开会和
督查，给予基层充分的信任，为基层治理能力提升提供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支持，或许才是
真正地为基层减负松绑。
或许，依托党建引领共建共治来提升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能力；发挥党组织情感动员优
势来重塑与群众沟通的微观机制；以基层组织实践活动来推动法治进步，不仅能够减轻基
层负担，改进督查工作，还可以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基层督查工作，乃至基层治理，
应该侧重于技术逻辑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管理，还是追求人文、道德体系下、
“自下而上”的社会化治理？我们认为，要先有一个具备强大基础能力的组织体系，然后
才有资本讨论如何做到善作善成。新世纪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在经历了基层群众的集体意
识和合作意识降低，部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基层党组织、群团组织等乡村公共组织和社
团弱化、散化的过程之后，基层亟需 “再造”一个具有灵活性、善于建立情感沟通微观
机制，同时又具有强大基础能力和责任感的组织体系。通过组织化治理来撬动社会化治理
能力的提升。所谓组织化即社会公众以组织、社团和集会等形式建立联系，加强合作，共

同达成目标的过程。在基层社会各类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之中，只有超过 ４３０
万个党组织和 ８８００ 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中国共产党的
超然地位决定了政治动员、行政化管理和社会化情感提升模式可以有机融合于党组织当
中；中国共产党拥有最崇高的组织使命和最高的决策传递效率。组织结构、组织运行模式
和组织文化的优势共同决定了党组织可以打破地域、行业、条块的分割，像吸铁石一样让
各种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党组织可以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共同达成目标。将 “党建 ＋”
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以党组织为中心重塑基层组织体系，以党组织的力量整合资
源，强化合作，撬动基层社会化治理能力的提升，即我们所说的组织化治理。“党建 ＋”
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的组织化治理也许会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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