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5 - 党政研究2019年第5期

二、斯蒂德曼对劳动价值论存在误读

孟文中涉及到英国经济学家斯蒂德曼的很多看法，其中有些看法值得进一步商榷。比
如，斯蒂德曼认为，马克思从价值分析开始，然后再到生产价格的转型，完全 “是一个虚
幻的、无中生有的问题” 。在他看来：“既然马克思的各种劳动量完全是以物质形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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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实际工资和生产条件的衍生物，而这些物质的量本身足以决定利润率和生产价格，我
们马上就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决定来说，劳动时间量是没有意义
的。” 换言之，只要给出使用价值的一套 “物量数据”，不需要借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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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计算出各部门产品的价值量，从而得到一个生产价格体系。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
论纯粹是多余的东西。
在笔者看来，斯蒂德曼有关 “劳动价值论没有意义”的指责，或许是误读了马克思
的劳动价值论所致。第一，劳动价值论的旨趣或任务，并不是要推导出 “生产价格理
论”，而是要揭示生产价格背后的价值。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是有区
别的。马克思研究方法的逻辑是 “归纳”：生产价格是研究的起点，而价值则是研究的结
果。马克思叙述方法的逻辑是 “演绎”：价值是叙述的起点，而生产价格则是叙述的结
果。斯蒂德曼以 “从使用价值量也可以得出生产价格”的逻辑为依据 （“演绎”的叙述方
法），以此来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初心 （“归纳”的研究方法），其实也就是用马克思的叙述
方法来否定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这显然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误读。
第二，即使斯蒂德曼 “从使用价值数量出发推导出的生产价格”，与马克思 “从价值
体系导出的生产价格”在结果上一致，那也仅仅是 “现象”上的一致，而绝不是本质上
的一致。因为，不同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为什么一定是这样的比例，而不是那样的比例？
用 “使用价值”本身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要之，商品交换的衡量标准并不是效用
的大小，而只能是劳动耗费的多少。使用价值 （效用）之所以不能作为商品交换比例的
衡量标准，原因很简单：不同的效用如何比较？效用不同，量纲也就不同。在这个问题
上，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克的认识是正确的，他说：“什么决定了生产的物量数据
呢？在马克思那里，答案是清楚的：这便是劳动过程。……并且仅当劳动顺利地完成，我
们才有 ‘生产的物量数据’。……是价值决定了物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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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斯蒂德曼之所以会误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根源在于，他并不清楚为什么价
值只能由劳动耗费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东西 （比如效用）来决定。其实，劳动价值论
的逻辑就在于：决定商品交换比例的内在标准，不是商品的效用，而是耗费在商品中的抽
象劳动。使用价值在交换中的数量比例，仅仅是一般人类劳动互相交换的外在表现 （价值
的对象性）而已。斯蒂德曼不明白价值的内涵只能是劳动而不能是效用，所以，他只能陷
入以使用价值来替代价值的混乱之中而难以自拔。马克思指出：“对资本家来说，价值概
念在这里已经消失，———因为他看到的不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总劳动，而只是总劳动的一
部分，即他已经在活的或死的生产资料的形式上支付的部分。” 马克思的这个批判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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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德曼同样适用。
由此可见，正如庞巴维克以 “价值与价格在数量上的不一致”否定不了劳动价值论
一样，斯蒂德曼从 “物量数据”推导出的生产价格，即便与价值体系导出的生产价格
“在量上是一致的”，也同样否定不了劳动价值论。

三、鲍特基维茨的价值并非 “原生态”的价值
俄国统计学家鲍特基维茨指认：马克思在他的转型理论中，总产出是生产价格，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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