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6 - 党政研究2019年第5期

点，达到督查一件、带动一片的效果。对于人大常委会和检查机关等部门涉及扶贫领域的
督查，积极建立协调小组和相关工作对接机制，确保相关专项工作取得实效。对于干部群
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组织联合调研，查明原因，提出对策。对待群众举报做
到有问题依法依纪处理，没问题及时澄清公开正名，诬告陷害严肃追究责任 。

三、脱贫项目督查的 “负担”及 “减负”的梗阻

（一）无效留痕——— “规则下乡”的过度弥散
留痕督查是 Ｊ 县实际运用最普遍的督查形式，贯穿了脱贫攻坚项目从规划到落地的全
过程。通过文件或者通知的形式，规定了落实主体、安排了汇报进展的内容和时间节点，
达到了早发现、早上报、早了解、早整改的上下互动效果。各相关单位部门还能通过留痕
督查及时明晰任务分解情况，快速查找到属于各自需要完成的工作和时间节点。在需要多
单位配合，而跨单位部门的协调复杂且效率低下的情况下，以文件或者通知的形式督办，
也在客观上降低了协调成本。伴随着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兴起，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即
官僚制式行政的概念开始盛行。包含上下级命令服从的等级制；通过稳定的规章程序运作
等一系列标准的行政化管理是公认的大型组织运行的主流模式。有学者把税费改革之后农
村基层组织工作日益正规化、行政化的现象概括为 “规则下乡” 。留痕作为行政化管理
〔 ８〕
的基本形式本身没有错，但是片面地、过分地强调它，就会导致 “规则下乡”过度弥散
并产生消极影响。反映在留痕督查过程中，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化管理对 “情
感”的挤出；二是技术滥用导致的主观满意度形式化。
裴宜理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非常善于运用 “情感提升”开展工作，
唤起群众的情感，建立和群众沟通的渠道。事实上，建国以后情感仍然是汲取基层社会合
法性资源、稳定公共秩序、达成治理目标的基础性要件。 “一没钱，二没权，主要靠打
〔 ９〕
感情牌”是基层干部的普遍心声。基层干部非常善于利用拉家常、打感情牌的优势建立起
一套与群众协商、互动的微观机制，以弥补自身政策水平和行政资源的劣势。然而大量的
行政工作正在挤压这种情感优势的空间。通过对 Ｊ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县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 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 年全年文件的梳理，我们发现冠以 “转发 《 ＸＸ 通知》的紧急
通知”的文件通常都是涉及留痕督查的。其内容通常涉及数据复合校正、数据核查整改、
动态管理数据系统采集录入、典型材料收集报送、实施计划报送等等。上至国务院各部委
相关司局、最高人民检察院、省委领导批示要求，下至州、县各个扶贫牵头部门发文通
知，都直接传导到最基层，转化为基层上报各种表格、数据、典型案例材料。而且许多
“紧急通知”都过于 “紧急”。例如，６ 月 ２４ 日的发文，要求 “于 ６ 月 ２６ 日下班之前上
报”。这些紧急通知的 “报送要求”一栏，通常都会注明 “未及时上报或未按要求上报
的，将给予通报。通报情况直接纳入年度考核”。频繁的材料上报和问责压力大量地牵扯
了基层的精力。再加上基层还要建立 “痕迹化”管理台账，并准备相关佐证材料以应对
实地督查。这就更加导致基层干部远离了群众，埋头于办公桌前。基层脱贫攻坚本身应该
要紧扣群众满意度，做好群众工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扎实开展好 ‘三率一度’全
面核查工作”等准备各种材料的文本工作，本末倒置，成为了工作的重心。Ｊ 县的决策层
在注意到这些问题以后，２０１８ 年各类 “紧急通知”明显减少。但重留痕轻实绩，以问责
代督促等问题仍然不容忽视。
督查结果运用环节同样存在着行政化管理对 “情感”的挤出。Ｊ 县脱贫项目督查工作
能够及时发现决策部署落地偏差，并予以纠正；还能够及时组织联合调研，收集典型案
例、典型材料，对当前政策提出完善建议，为下一阶段的决策提供科学论证的基础。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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