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0 - 党政研究2019年第5期

晰，权力事项统筹不完善。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与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文化局和版
权局也存在类似问题。
第四，责任监督形式单一，追责方式相对模糊。可问责是权力清单制度设计的重要目
标。权力清单制度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健全的监督机制。Ｃ 市是权力事项和责任事项联单型
清单，职权责任相对统一，责任事项及其依据和追责情形也比较完整，还增加了行政职权
廉政风险防控图，进一步明确了各行政职权的风险点与防控措施，形成了责任清单的 “三
元结构”。但是，在通过何种形式监督权力运行以及采用何种方式问责权力主体方面，清
单却规定得相对模糊。就外部监督而言，清单中只提供了服务电话和监督电话，形式相对
单一，问责反馈机制流程尚未建立；就内部监督而言，Ｃ 市规定 “市监察机关负责行政权
力的监察和行政责任的追究工作”，但就如何监督尚未提出明确方案。在监督失灵的情况
下，权力清单难免沦为自说自话的制度 “花瓶”。
尽管存在以上问题，Ｃ 市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简政放权、降
低行政成本、规范权力运行的作用。据统计，２０１６ 年即清单公布后的第二年，Ｃ 市新登记

各类市场主体 １９４７７ 户，比前一年同期增长 １５． ９６％。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进逐渐改善着 Ｃ
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同时，在动态调整和长效管理机制的构建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
效。Ｃ 市于 ２０１６ 年颁布了动态管理办法。《办法》中明确了清单工作的管理机构、需要进

行动态调整 （增加、取消或下放、变更）的情形和程序等内容，并分别在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根据 《办法》对清单进行了动态调整。在动态调整过程中，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制
度性交易成本和市场准入门槛继续降低，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总体而言，权力清单制
度在实践中更多地体现为政府流程再造和简政放权下的市场活力，而制度自身所应承担的
主体明确、公开透明、责任强化、绩效评价等多方面功能并未完全释放出来，制度对于提
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整体效应尚未充分显现。

六、讨论与小结

权力清单不单是一纸公开的文件，而应当是一项运转起来的制度。作为我国深化改革
和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独特创举 ，目前权力清单制度已在全国全面铺开并落地执行，尽
〔 ３０〕
管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制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的理
由。事实上，权力清单制度作为理顺政府权力边界、规范行政运行方式的技术手段，已经
产生了广泛的制度联动效应，如浙江的 “最多跑一次”改革，就是 “四张清单一张网”
改革的再深化再推进。“清单式治理”也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推进政府职能变迁、提
高行政效能、全面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制度创新。
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权力清单制度也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继续完善。而制度绩效
评估体系作为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测量制度实效的主要方式，也是对制度进行纠
错纠偏、促进制度进一步健全完善的重要手段。目前学界对此尚未有系统研究，本研究提
供了一条权力清单制度绩效评估的可供参考的路径，有助于拓展权力清单制度研究的方
向，推动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实践。同时，在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了未来亟待解决的一些问
题。
首先，处理好权力清单制度绩效评估主体的多元与重点之间的关系。评估主体决定着
评估的公信力，影响着评估认同度。一方面，在政府上级部门和监察机构作为评估的基础
上，积极引入人大和社会公众评估，培育第三方评估市场，逐步构建多元化评估主体体
系；另一方面，由于权力清单制度涉及多样和复杂的主体，开展绩效评估时就要在权衡好
权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基础上，赋予不同主体相对应评估权重和评估方法，加快构建多
１ · ·
１ 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