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9 - 党政研究2019年第3期

也曾说到：“因为旧社会也有一个模子。将中国人一式铸造，脱了模就要在社会上站不稳。
无论何人总要带几分矫揉的态度来迁就他 （指那个模子）。” 那时的个人自由，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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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制，有范围。在章太炎 《菌说》一文中，也体现出了此观点，其称：“合群明分，则
足以御他族之侮；涣志离德……则帅天下而路。” 总而言之，“五四”之前近代中国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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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对于个人的自由观，是一种矛盾的、被约束的、有许多外在条件和界限的自由观。
２．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 “个人的自由观”
一般来说，一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便会想到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以及五四运动
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实，除此之外，“个人的自由观”内涵的转变也值得我
们关注。正如刘再复所说：“康梁那个时代讲的新国民，着眼点还是 ‘群’，陈独秀、鲁
迅、胡适却破除 ‘国家偶像’，着眼点是 ‘己’突出的是个人。所以我说康梁时代是 ‘民
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五四’则是 ‘人—个体’意识的觉醒。” 的确，五四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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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之后的 “个人自由观”，已经突破了已有的外在的可见约束力，而更多的是个人内心
的解放，追求个人的感受，发扬真我的精神。正如郁达夫所说：“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
在的，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 当时鲁迅也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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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郭沫若也表示：“我们要自己做太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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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发光自己爆出些新的星球。” 这些言论，都说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 “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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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是从内到外，无外在约束力，遵从内心解放的自由观。
总而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知识分子的 “个人自由观”经历了一个从有形制
约到无形无限的过程，这种从 “外 －内的限制”到 “内 －外的内省式”转变，唤醒了中
国人的自我意识，使更多的人摆脱了传统的框架，有更多的勇气去挑战，去追求个人的幸
福。正如毛泽东所言： “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 （或个
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 〔 １９〕
（三）“政治自由观”的转变
１．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 “政治自由观”
近代的中国，是一部被压迫的历史，更是一部不断抗争的斗争史。自从 １８４０ 年鸦片
战争以来，随着西方的入侵，国门洞开使大量的西方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从洋务运动
开始，传统思想发生改变，中体西用的思想逐渐流行，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 （器
物），并创办了一系列军事民用企业。戊戌变法推动政治的改良，辛亥革命为了救国采取
了革命的方式。近代历史的发展，无不与政治变革相联系，知识分子 “政治自由观”的
变化，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 《论事变之亟》中，严复说到 “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因为 “自入
群以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 从以上严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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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那时知识分子的政治自由观，更多的是个人对于国家的服从，个人
自由固然重要，但这只是一种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在二者发生冲突时，更要紧的是国、
群之自由，每个人对于国家都有一种必须承担的义务。康有为也有类似的论断，他说：
“人生群中，事事须服从，亦事事须自立，不自立，则不能成一器用，不合群，则不能成
一群业，此如车之有双轮，屋之有两墙，并行而立相成者也。” 除此之外，近代还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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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思想家有类似的观点。梁启超在 《新民说》中说道：“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
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
自由减。” 这也就是说，在梁启超看来，自由的真谛是团体的而非个人的自由，只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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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自由服从于团体自由，才能算是真正的文明时代。后来的孙中山在 《民权主义》中
也提到：“到了今天，自由的用法便不同。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应用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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