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0 - 党政研究2019年第3期

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
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 综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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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政治自由，更多的是服从，是义务，将个人自由放于国家之下，这是
一种被动的，受压制 “政治自由观”。
２．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 “政治自由观”
一提到新文化运动，陈独秀一定是无法绕开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
在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认为，“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 ，是立国的一个重要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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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民获取幸福的前提条件，这种爱国心应该自己由内到外的感情，是一种自觉的，主动
的付出。
类似的观点，高一涵在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中也有所阐述，他认为，只有尊
重每一个 “小己”发挥 “小己”的个人才能，先是 “小己”，再是国家，将千千万万个
“小己”汇合，不断积累，才能逐渐实现社会国家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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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李大钊也曾有过相关的观点。他说：“自由政治之精神，不在以多强少，
乃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之度，为充分之讨论，翔实之商榷，而求一公同
之认可……自由政治之真谛，非依多数，乃依公认。多数取决，不过表示公认之一种方法
而已。意谓少数之公认，非迫于多数之强力，乃发于自由之信念，其服从非服从多数势力
之自身，乃服从表示公认之方法。” 在李大钊看来，政治自由，并不是单纯的少数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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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而是在遇到问题时，每个人都主动参与，形成一个公认的解决方案，这不是服从，
不是强迫，而是一种主动形成的共识。可见，“五四”后知识分子的政治自由观，是从个
人的自由出发，通过个人价值的实现，去完成国家的政治目标。这是一种主动的、充满责
任感的 “政治自由观。”
总的来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自由观经历了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承担的过程。
这是一种从 “不可违背的必要义务”到 “发自内心愿意去担负的责任”。这使更多的人主
动地投入到政治变革中去，为国家的发展主动地付出。正如恽代英所言 “求学而不顾社会
的实践需要，若非求学不成，便是成而无异于社会，否则亦是在不急不必要的方面，供给
了社会，而社会上急要必要的需要，仍然得不着相应的供给” 。这种新的政治自由观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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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否认国家、集体的利益，而是让人们积极主动地参与自我的改造，主动适应国家、社
会的需要。这种从内到外的反省最终会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知识分子 “自由观”转变的原因

（一）政治因素
１． 国内政治
从国内的政治来看，当时的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建立使民主共和政体在
中国付诸实践。但是，正如彭明在 《五四运动史》中写的那样，“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建
立了中华民国，但不久之后，袁世凯就窃取了政权，使这个 ‘民国’徒具形式而无内
容” 。从袁世凯对于革命果实的窃取开始，到后来的张勋复辟，整个中国处于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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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虽然后来段祺瑞掌权，但北京政府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整个中国仍然处于军阀割
据的混乱时代。这样的社会状况为知识分子 “自由观”的转变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多
数军阀的 “大老粗”及混乱的政治状况在客观上给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
思想环境，使其有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氛围。人们对于民主共和的美好期望与现实的混乱
形成强烈的碰撞，知识分子开始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这有利于知识分子摆脱传统的约

束，他们可以更加自由地接受传统的和外来的思想文化。这促进了其个人自由观向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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