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 - 党政研究2019年第3期

我的地点。总之，自我不是某种静态的可以长期维系的存在，而是存在于显现过程中的，
是在行动中去发现、去形塑和去证明的存在物，而且不会停留在得到发现、得到形塑和得
到证明的状态之中。就此而言，自我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时间维度，而不是可以在空间上
去加以把握的实体形态。即便退一步而去在空间上去看，也可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
刚刚启动的时刻就能够清晰地看到，“这样的社会里，大量的居民无一例外地获得了较强
的流动性，而令其地点的束缚变得松散；另一方面，过境地点也大大增加，在这些地点上
面，频繁光顾的人们却不可能有一种居住的关系。所以说， ‘全球化的’以及 ‘动员性
的’社会同时在向上述的两个极端靠近：既有游牧式的极端，没有地点的自我；也有荒漠
的极端，没有自我的地点———由地区文化和安守本土的满足感构建起来的中间地点在不断
缩减” 。
〔 １８〕
显然，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不会驻足于某种表面上的流动状态，而是会不断地向纵
深挺进，会把 “没有地点的自我”和 “没有自我的地点”闪烁不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而且，在 “没有地点的自我”那里，也会留下 “没有自我的地点”。同样，也会在 “没有
自我的地点”那里，偷偷地掩藏着 “没有地点的自我”。总之，全球化、后工业化正在终
结我们已经适应、已经熟悉的工业社会，“即生活在一个稳固的、种族或族群的容器关系
（连同它们特有的关于来源和使命的幻想）中以及毫无风险的可以将国家和自我混为一谈
的许可，由于全球化的趋势以决定的方式遭到了侵犯” 。因而，全球化将把全新的社会
〔 １９〕
生态开拓出来，同时，又让所有地方化的存在物都在互动和联动中去获得免疫力。“没有
地点的自我”就没有了开展自治的平台和场所；而在 “没有自我的地点”中，谁去实现
自治呢？同样，在 “没有自我的地点”，他治何从发生？在 “没有自我的地点”，他治又
针对谁去施行？但是，“地点”与 “自我”的这种流动状态，这种既在又不在的性质，决
定了人们之间处在联动之中，以合作的形式增开展行动。所以，人们在联动中获得免疫
力，在联动中实现人的共生共在。
全球化与地方化是并行的，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区别，中央与地方的划分，都将转化为
一个地方联动的体系，而且是地方间的联系。如果说全球化中存在着某种可以进行哲学把
握的统一性的话，那么，这种统一性 “不是通过共同的自然基础，而是因为共同的形势。
这个形势是单纯的生态学和免疫学确定的，并处处指出文化的文明化的强制。这意味着，
没有一个地域的传统生活形式能够以其单纯自身的方式适应新的情况。在其高度分散的种
属当中的人类的统一现在依赖于，所有各自处在其地区和历史中的他们，都成为被共时化
了的、远方被涉及的、感到羞愧的、被撕裂的、被链接上的和被过分要求了的人———成为
一个充满活力的幻象的诸场所、资本的地址、均质空间的各点，人们回到这些地方，这些
地方也可以回到自身———看到的比去看的多，抓到的比去抓的多，达到的比朝目标迈进的
多。每个人，无论男女，都必须从现在开始，从回归自我中去理解做他们自己的好处与坏
处” 。
〔 ２０〕
这是自我消失的状态，即便说还存在着自我的话，那个自我也意味着不确定性。他看
到的、抓到的和得到的越多，其实也就越难回归到自我；他看到的、抓到的和得到的更
多，也就意味着自我流失的更多，甚至会流失殆尽，以至于躯壳尚存而自我却不知所踪。
也就是说，过去为自我定位的宗教、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各样的关系因为他看到、抓
到和得到的更多而远离他去，以至于没有什么能够为他定位，从而失去了自我。在失去了
自我之后，自我也就不可能对自我定位。总之，没有什么可以为人定位，人将不再像工业
社会中的无产者那样在物质的意义上一无所有，而是在灵魂上也将变得一无所有。对于这
样的自我来说，需要自治吗？如果需要自治的话，怎么去实现自治？同样，面对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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