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 - 党政研究2019年第3期

所以，是人的主体性而把自治与他治统一了起来。比如，人们自觉地遵从规则和按照
规则行动，似乎是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志愿，成为行为主体和自主的行动者。实际上，他在
此意义上而成为主体仅仅是一种主体的幻象。即便是从行动动因中析出了欲望、目的、动
机等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是产生于内心的或其他内在的需求而不是在外部刺激下生成的？
也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不可能产生的欲求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可能会
显得非常强烈。那就只能说，人的主体性恰恰是不属于人的，或者说，根本不存在着什么
主体性的问题。在对行动的观察中所形成的关于主体的认识和界定，仅仅是存在于行动之
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已经不具有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相对而立的绝对性了。也就
是说，在实践意义的行动之中，认识论的机械性的主体只是一个在特定的具体环境中才能
加以理解的范畴，而不是一个可以随处滥用的概念，主体性哲学只是一个荒诞的传说。也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
行动者而不是什么主体。总之，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随着人们不再关注
笛卡尔那个静态的 “我思”时，关于主体与客体的区分也就失去了意义。在行动中，我
们时时关注的是那些直接作用于和影响着我们的约束性和促动性的条件，随时把一切可以
转化的力量转变成行动的动力，处理好该项行动所要处理的任务。这与形而上学的主体是
完全无关的，因而，也就无法说具有主体性。这样一来，人既不是自治的主体也不是他治
的客体了。
近代以来的理性论者基本上都是在高调颂扬理性的时候贬抑人的情感的，往往把情感
看作是恶的，会导致人的盲目冲动，进而必然置人于他治之中。理性主义者相信理性能够
保证人的 “我思故我在”，从而对人的自治形成充分的支持，似乎 “能够正确地指明他自
己利益的人，用现代哲学的话语规则来说，总是会倾听 ‘理性的声音’。将理性完全宣称
为自己的，才足够洗净行动当中他治的嫌疑” 。然而，直到今天，人不仅没有实现自
〔 １１〕
治，反而压迫人的力量却来自四面八方，人的行为和行动无不受到驱使，而驱使着人的力
量来自哪里都让人无法确定。即使是以人的群集形式出现的群体、组织等，甚至大到民族
国家，都不具有不受羁束的主体性。如果说在农业社会中压迫和驱使我们的力量无非来自
于自然界和统治者，那么在工业社会中，特别是到了工业社会后期，包括政府首脑、军队
统帅、资本家在内的所有人在内，也包括所有人的群集形式的存在物，都时刻感受到某种
力量压迫着他 （它），驱使他 （它）只能这样做而不能那样做，但他 （它）却不知道那是
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以及来自何处。如果他 （它）强行地去识别那种力量的话，那么他
（它）很快地就会发现自己错了。因为，那意味着他 （它）实际上陷入了一种理性不可能
的状态。
斯洛特戴克认为：“理性的声音是否真的能完全成为倾听者私人的财产，对于进阶了
的启蒙运动来说显得越发可疑，因为理性的要求往往总是和主体的另外一个内心深处的声
音意见相左，那就是情感。” 即便不去考虑理性使人成为主体的外在条件，不去关注那
〔 １２〕
些对人的理性构成冲击和否定的因素，单单去看人自身，作为情感活动的主体、审美判断
的主体、道德活动的主体等，与理性的主体也都不在一个频道上。它们在人这里共在却不
相容，从逻辑上看，也必然导致人自身的分裂。对于一个处于分裂状态中的人来说，在何
种意义上能够成为合格的行动者？显然是值得怀疑的。也就是说，在人自我分裂了的状态
中，人是无法实现自治的。无法实现自治的人，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不能够成为主体，因
而也就不可能成为独立自主的行动者。
对于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来说，往往更为推崇直接民主。所以，反对代表制的声音
在近代以来的这个历史阶段中从来都没有停息过。正如艾丽斯·杨所说的：“那些激进的
０ · ·
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