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 - 党政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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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自主权”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自治与他治两个相对而立的面相,而且是需要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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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思考和努力解决的现实问题。首先,在市民社会生成后,应当采取自治还是他治?如果
             市民社会像霍布斯所说的那样人与人的关系像狼一样的话,每个人的自治如何得到保障,
             进而,这个社会陷入普遍战争的状态时又如何能称得上自治呢?其次,在市民社会的独立
             自治不具有可能性的情况下,如何去建构他治,而且,有了他治的话,也就必须处理他治
             与自治的关系问题。这就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得以产生的前提。但是,就工业社会的发
             展轨迹来看,理论上的几乎所有应然性的理念都无法在实践中得到严格的落实。在整个工
             业社会中,我们满眼所见的都仅仅是理论上表述出来的对社会的尊重,而在实践中,社会
             只不过是管理的对象,权威机构时时处处都把无孔不入的控制加予社会,在一切可以实现
             操纵的地方,也从不放过操纵的机会。或者说,近代以来的历史包含着这样一条不断趋近
             于对社会进行控制、操纵的发展轨迹,也就是自治的衰落和他治的不断强化。
                  根据桑德尔的看法,在美国,“当初设计联邦主义的时候,是希望通过分散政治权力
             来促进自治,这种安排以一度风靡的分散化经济为其前提。随着全国市场和大型企业的成
             长,早期共和国的政治模式便在自治方面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自 20 世纪初以来,政治
             权力的集聚与经济权力的集聚如影随形,其目的是要维护民主的控制力” 。本来,民主
                                                                                           〔 7〕
             是在自治的前提下开展统一性活动的场所、仪式和方式,民主是尊重自治的,也把促进自
             治作为目标。就历史背后的逻辑来看,如果美国不是在一系列政治的妥协性安排中探索出
             了一条建立联邦体制的道路,它就不可能在民主政治方面成为典范。所以,自治是民主政
             治的前提。但是,如桑德尔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却走上了一条用集权的方
             式去维护民主的道路。尽管不是通过建立集权体制去实现这种护卫民主的目标,但显然是
             运用集权手段和具有集权性质的行动去捍卫民主体制的。具体地说,表现为中央权力的逐
             步增强。这说明,就美国的具体情况看,有效的管理总是针对社会的具体情况做出的,而
             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不自觉地就走向了集权。
                  就美国既定的民主框架不可撼动而言,在社会治理包含了集权要求的时候,也需要在
             民主体制不发生变动的前提下去寻求调整的措施。比如,在二战前的一个时期,罗斯福利
             用经济危机的特殊条件,战胜了国会而实现了集权,但在特朗普总统想要效法罗斯福的时
             候,其集权冲动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总是无法随心去行动。即便是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
             态,在美国公民看来,也只是一场闹剧,是美国总统把其所掌握的权力游戏化的行动,而
             不认为是可以严肃地去表达支持的集权行动。然而,对于缺乏美国这种民主政治传统的其
             他社会治理系统而言,就不会受到这种联邦体制和意识形态惯性的限制。所以,许多国家
             在二战后经历了短暂的民主实践后就走上了确立集权体制之路。本来,在民族解放运动中
             兴起的这些国家选择民主政治也许是由其社会治理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反映了一种历史
             趋势,但是,由于同当地占支配地位的话语、政治观念和传统文化相冲突,特别是受到了
             来自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世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而陷入动乱后,以至于不得不通过集权去建
             立秩序。如果排除这些因素的话,也许能够进入正常的国家发展状态之中。所以,在工业
             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也无法武断地指出某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是正确的、合理的,更
             不能依据某一社会治理方式而去对其它社会治理方式作出贬斥和排除。
                  我们认为,社会治理应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关键的问题是能否反映来自于经济、社
             会的客观要求。说到这里,人们立马就会想起斯大林主义等集权模式,它杜绝了言论自
             由,以其个人和小集团的主观判断为 “真理”,并将自身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对立
             起来,从而演出了一幕悲剧。的确,这是集权体制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集权体制能够解
             决这一问题,那么,也许它能够在社会治理中作出优异表现。当然,在全球化、后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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