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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运动却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些民族性” 。认为 “（新启蒙运动）必须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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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的几点积极原则就是：一理性的显扬；二思想的解放；三科学知识的灌输；四民族意识
的唤起；五民主习惯的养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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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这一时期他们还把 “中国化”“通俗化”“大众化”等概念引入到马克思
主义传播和研究领域。１９３６ 年，陈唯实比较早地提出了 “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的
主张，认为研究和宣传辩证法，“最要紧的，是熟能生巧，能把它具体化、实用化，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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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或问题来证明它。同时语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有意义”。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陈伯达也提出 “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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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８ 年 ４ 月，艾思奇进一步强调 “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
认为 “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
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
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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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做了重要的铺垫，也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
形成提供了重要思想源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人辗转到
达陕北，“中国化”“大众化”“通俗化”等概念名词也逐渐在延安理论文化界广泛使用起
来。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从贤在延安 《解放》周刊发表 《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一文，认
为：“要启发民众抗战的伟大力量，必须使文化运动和他们的生活密切结合。我们说现在
要加紧文化的大众化运动，就是要使这运动真正成为中国广大民族的文化运动，要使我们
的文化运动充分中国化！”作者对五四及之后的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反思，认为 “过去的新
文化运动，外国气味实在太重了，这是它不能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原因”。鉴于此，他强
调，新文化运动应该包括 “民族的”、“民主的”和 “大众的”内容，指出：“目前文化
运动的任务是要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保证抗战的胜利，所以它的内容首先就是民族
的。”“为要保证统一抗敌的强固，文化运动不能不有民主的内容。”“不和民众生活发生
真实联系的文化，不会被民众接受，不能成为真正通俗的大众化的文化。” “文化人的一
切创作活动，应该以中国民众的实生活为内容。应该提出民众所要提的问题，反映着他们
的各种要求，和民众的生活打成一片。”“从贤”究竟是谁的笔名，尚无从得知。不过，从
该文的内容来看，他很明显受到了新启蒙运动的影响。这也难怪在文章中，他还专门谈了
新启蒙运动的方向问题，指出：“抗战以前所提出来的新启蒙运动，也应该向着这样的方
向展开，因为新启蒙运动的目标是要唤醒中国民众的民族自觉。要唤起民众的自觉，首先
就必须要认识民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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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从贤之后，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李初黎更是明确强调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
就是 “提高文化水准，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同时更广泛地深入进行通俗化、大
众化的工作”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 ２２ 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 《我们关于目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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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意见》中，进一步提出新文化 “民族化”“大众化”问题，指出：“从我们过去一
切文化运动的经验已经证明了出来，忽视文化上旧的民族形式，则新文化的教育是很难深
入广大的民众的。因此，新文化的民族化 （中国化）和大众化，二者实是不可分开的。
忽视民族化而空谈大众化，这是抽象的，非现实的。” 〔 ４７〕
在总结以往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中上旬，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所作的 《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指出：“马克
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
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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