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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究竟应该保存中国文化的哪些方面。就此而言，新文化运动将争论的重点和焦点放在精
神文化层面，不是偶然的，而是时势使然。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将中西文化比较的重点放在精神文化层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的话，那么，新文化知识分子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孔教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则既有必然
因素，也有偶然因素。倘若打开陈独秀创刊的 《青年杂志》创刊号，我们的确并没有看
到该刊物一开始就批判孔子。但是，后来为什么批孔的文章多了，并且批得越来越厉害。
究其原委，其深层次原因固然是因为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纲常伦理观念和仁义道德信条，与
新文化所倡导的自由平等观念相冲突，然而，直接原因则是因为民国初年孔教运动的发
展，以及袁世凯、张勋等帝制复辟派对孔子学说及儒家文化的尊崇。
孔教运动是康有为及其弟子发起的一场儒学复兴运动。民国初年孔教运动的勃兴，是
促使新文化知识分子批判孔子的重要诱因。为了实现儒学的革新，康有为曾经撰写 《新学
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为其进行理论奠基。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也曾奏请清廷
效仿西方国家设立国教。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海外设孔教会，宣扬孔教。民国初
年，康有为回国，从而使孔教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截至 １９１３ 年底，孔教会的各
地分会共有 １３０ 个。 当时，孔教运动的重要目标，就是说服国会能够定孔教为国教，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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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法律上保证孔教的独尊地位。为此， １９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陈焕章、严复、梁启超、夏
曾佑、王式通等人联名向国会两院递交 《请定孔教为国教请愿书》，要求国会在宪法草案
中规定以孔教为国教。为了壮大定孔教为国教的声势，１９１３ 年 ９ 月底，孔教会在山东曲
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参加会议人数多达 ３０００ 人。对于尊孔读经，袁世凯是支
持的，不仅于 １９１４ 年 ９ 月 ２８ 日率领文武百官至北京孔庙举行秋丁祀孔典礼，而且责令教
育部门要求中小学读经。但是，迫于各方压力，袁世凯并不赞同在宪法中规定孔教为国
教，所以经过一段时间辩论后，《天坛宪法草案》第 １９ 条第 ２ 项便以 “国民教育，以孔
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折中方案暂时结束了这场论争。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关于孔教及儒
家文化的评判还更多地局限于学理方面。
随着袁世凯建立洪宪帝制，思想文化界在分析和反思帝制复辟的缘由时，开始将批判
的矛头指向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钱玄同就说，自己在袁世凯复辟以前 “曾经提倡
保存国粹，写过黄帝纪元，孔子纪元；主张穿斜领古衣；……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
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 。洪宪帝制失败后，孔教运动有所收敛，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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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６ 年 ９ 月，当国会重新审议国教议案时，孔教会再次提交请愿书，要求定孔教为国
教。 １９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参、众两院中顽固坚持定孔教为国教的 １００ 多议员在北京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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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维持会，通电 “吁请”各省督军支持；１９１７ 年 ２ 月 ２３ 日，以张勋为首的 １６ 省区督
军、省长联名致电总统黎元洪，要求国会定孔教为国教。３ 月 ４ 日，山东、浙江、江苏、
安徽等十余省的尊孔社团又在上海组成 “全国公民尊孔联合会”进行声援，并派代表进
京请愿。经过激辩，５ 月 １４ 日，宪法审议会议否决了定孔教为国教的议案，规定：“中华
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这意味着孔教运动所期望
的定孔教为国教的目标已经无法实现。为此，康有为及其弟子陈焕章等人十分沮丧，认为
“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愿与天下人共救正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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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勋复辟的失败则使孔教运动进一步遭受致命打击。由于张勋、康有为等人一
方面主张尊孔读经，另一方面又极力鼓吹清帝复位。这不能不引起当时思想界的反思和思
考。陈独秀则直接将孔教会与 “复辟党”等同起来，指出：“张、康虽败，而所谓 ‘孔教
会’，‘尊孔会’，尚遍于国中，余皆以为复辟党也。” 这种情况下，新文化运动以抨击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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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复辟为契机，开始对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进行了尖锐批判。陈独秀的 《一九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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