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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及其革命的斗争手段。觉悟社中一些成员的转变很有代表性。在当时纷繁复杂的 “主
义”中，觉悟社成员谈论着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大家都没有选
定自己的信仰。当时经常觉得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最理想，加上十
月革命成功了，解放了大多数被压迫者，“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于是便引发了
觉悟社成员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
〔 ３２〕
当然，对革命的选择除了受到十月革命影响外，也得益于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想交锋。
在问题和主义之争中，李大钊、刘仁静等人发出了推动 “革命的德莫克拉西”的提案，
疾呼 “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了”。
〔 ３３〕
其实李大钊号召 “搏战”还彰显了五四运动的行动取向。巴黎和谈的虚幻让国人认
识到，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所以才有了五四时期蔚为壮观的群众游行和抗议。起而行当然
不止于游行示威，还有各种思想指导下的实验，比如教育救国思想指导下的平民教育、工
读互助主义指导下的工读互助团实验，等等。其中，工读互助团这个 “新社会的胎儿”
〔 ３４〕
名噪一时，恽代英、施存统等早期共产党人都参加其中。在经历了几个月轰轰烈烈的实验
后，工读互助团终究昙花一现，以失败告终。参与者施村统由此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谋求
社会 “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改造”是没有用的。 起初支持工读互助团的陈
〔 ３５〕
独秀随着互助团由盛到衰，也逐渐改变了态度。他指出：“团体”只有用革命推翻整个社
会的 “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方能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
〔 ３６〕
总之，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人从五四运动中体会到，只有组成政党，才能真正
改造社会。他们所追求的政党是受过 “政治训练” “依赖国民为后援”、以 “直接行动”
“图根本之改造”新型政党。他们将自己对政党的认识应用于中国共产党上，从而让共产
党自诞生之日便具有了自我改造的勇气、联系群众的作风和不断革命的精神。但细察他们
的这些政党认知，大多只是提出了一些原则和大致的方向，具体怎样执行却语焉不详。比
如，他们提出学习苏联进行政治训练，对怎样学习、如何训练却没有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他们提出政党要用革命 “以图根本之改造”，但也 “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
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 ，也没有明确的回答和
〔 ３７〕
谋划。这些未决之问题只有留待中国共产党解决，而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也一直致力于解
决这些问题，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克服了革命与建设中一个又一
个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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