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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代表，反而成了国民中的一支特殊势力，为了私利相互攻击，徒增了政治黑暗。陈独
秀因此断定，中国的政党运动与共和宪政是相背离的，并号召青年从事国民运动，“勿囿
于党派运动” 。
〔 １０〕
到了五四运动，陈独秀觉得，这时已是国人觉悟时期，应该实行 “国民革命”，提高
民智。他甚至申明自己的 “主张是民众运动的社会改造”，要和过去和现在的种种政党断
绝关系。 五四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陈独秀甚至乐观地相信：现在人人都觉悟起来
〔 １１〕
了，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就要成为 “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 。有意思的是，随着五四运
〔 １２〕
动的进一步发展，陈独秀开始逐渐修正自己对政党的看法。 “五四”参与者马晔曾言：
“从前以为学问与实际生活没有关系的话，现在已全体否认了；从前以为不应该干涉政治
的话，现在也不承认了；从前以为社会上的制度习惯，是不能改变的，现在的学生对他有
了不满意的表示了。” 本来寄望于思想、文化改造的陈独秀也在向政治靠近，甚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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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扬政党的作用。他认为，“人民的权利”依赖 “人民组织”表现，这在政治上 “直接具
体表现”为政党，“政党是人民干涉政治之最大工具”。所以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必
须 “集中全国民主主义分子组成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
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国家，这才是扶危定乱的唯一方
法” 。当然，陈独秀也认为，“政党不改造，政治决没有改造底希望”，民初互相倾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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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肯定不能担当 “扶危定乱”的责任，只有经过改造的新型政党才能担此大任。陈独
秀认为，“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 那么，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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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希望如何 “改造政党”，或者说塑造何种新型政党？

二、“受相当的政治训练”

与陈独秀一样，五四运动中李大钊也是先认识团体的重要性，从而转向认同政党。但
他们也认识到，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已经让国人对政党产生了厌恶心理，所以此时重提政
党及政党政治似乎背道而驰。李大钊试图打消国人的这种疑虑。他指出，民国以来政党政
治失败的根源是政党疏于自身建设，政党本身无可厚非。当时各派政党 “都是趁火打劫，
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依傍势力谋取私利，缺乏 “政党之精神”和 “团体的
组织”。 李大钊已经道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政党，即拥有 “政党之精神”和 “团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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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新型政党。
恽代英也在努力澄清关于政党的一些认知困惑。前文提及，梁启超在论证政党合法性
的时候，对 “政党”与 “朋党”做了区分，同时他还特意指出，政党从事的是政权建设
之事，而以 “反抗君主之权”“颠覆政府为志”的革命党不能算作政党。 恽代英不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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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看法，他认为革命党也是政党，只不过同盟会没有对自己的党员进行 “相当的政
治训练”，以至于同盟会成员只知破坏，不知建设，甚至在革命成功后将建设责任交给了
袁世凯。所以必须对政党进行 “政治训练”，让政党革命后能担负建设重任；不如此，革
命便失了真意，成了 “无意义的捣乱”。 恽代英言语中，同盟会并非真正的革命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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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受相当的政治训练”的政党才是真正的革命党。
不难看出，李大钊、恽代英心目中，民初的政党都没有受过 “政治训练”，因此才会
乱象百出；同盟会没有受过政治训练，所以才将革命成果拱手相让。那么，要如何 “改造
政党”，使其具有 “政党之精神”“团体的组织”？政党如何进行 “相当的政治训练”？
就在他们思考这些问题之时，毗邻中国的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正好为他们提供了
“他山之石”。李大钊对俄国的共产党组织大加赞赏，认为仅凭六十万党员的 “俄罗斯共
产党”竟然在俄国建立了一个 “赤色国家”，全赖于这个政党 “真正可骇”的 “组织与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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