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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一支受五四运动影响而采用了 “新的政党组织与活动的原则与方
法”的政党，换言之，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有一定的形塑作用。陈独秀、李大
钊等中国共产党人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经过 “五四”洗礼的他们对政党作用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并对政党建设、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政党的斗争方式等问题产生了新的认
知，并将这些认知运用于实践中，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探讨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人政党
认知的影响，可以进一步丰富五四运动影响的面相。

一、“组成强大的政党”

近代以来，国门洞开，伴随西方政党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
成，政党政治在中国逐渐兴起。与政党政治勃兴有所隔膜的是，中国人历来奉行 “君子不
党”“群而不党”，反感结党营私的 “朋党”。为此，梁启超专门撰写文章 《政党论》，对
“政党”和 “朋党”作了区分，即 “政党”是 “把握国家权力”、实现 “志意”的同人组
合，而 “朋党”是用阴险手段牵制君主，从而实现自己的私利，实际上行的是 “小人之
事”。
〔 ２〕
因为在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巨大影响，梁启超的释疑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国人对政党的
排拒。加之近代中国急剧转型的影响，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逐渐达到了全盛的状态。据统
计，“从 １９１１—１９１４ 年，中国出现了 ３８６ 个政党等政治组织，光是上海就有 ９９ 个，从而
使中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政党林立的时代” 。这些林立的政党 “你方唱罢我登台”，走
〔 ３〕
上竞选舞台，相继执政。表面繁荣的多党竞争背后同样 “繁荣”，隐含的是各路军阀之
间、不同外国势力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在一个没有议会传统的中国，政党政治最终沦为各
路军阀武力、财力的较量，并演绎出曹锟贿选、因人废制等诸多闹剧。充满闹剧的多党政
治实践最终让政党臭名昭著，以至于 “政党之名，报章论述，绝鲜有人称述” 。在这些
〔 ４〕
鲜见的关于政党的时论中，对政党的失望心理随处可见。有时人毫不客气地指出，政党被
当局者操纵、玩弄，失去了自己应有的精神，各种党争也导致了民国以来国会的解散、袁
世凯的专制。概言之，“政党之祸中国，亦云酷亦” 。
〔 ５〕
民国初年多党政治的乱象带来了国人对政党的失望甚至厌恶，李大钊和陈独秀在此氛
围中对政党也作过鞭辟入里的解析。李大钊将形形色色的政党视为 “乌合之众”，称他们
“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这些政党可以分为稳健、急进与折衷三种类型，但三种类型
都是 “拥戴一二旧时党人、首义将士”，自诩为 “历史上之光荣”。深究之，稳健政党为
“狡狯万恶之官僚”，急进政党乃 “蛮横躁妄之暴徒”，折衷派则 “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
食者也”。无论哪一类型的政党 “得志”，都会亡国亡民。最后李大钊自嘲道： “吾侪小
民，固不识政党之作用奚似，但见吾国今之所谓政党者，敲吾骨吸髓耳。”
〔 ６〕
不同于民国初年大多国人对政党政治的趋之若鹜，陈独秀主动疏离其外。在陈独秀的
心目中，共和宪政并不能靠政府赐予，也不能靠某个政党主持 ，只有 “庶政公诸舆论”
〔 ７〕
“人民尊重自由”方能实现。如果做不到这两点，即便 “优秀政党掌握政权”，也只能说
是一种政党政治，而非立宪政治，因为这个政权疏离于多数国民 。历史地看，辛亥革命
〔 ８〕
以来，党争激烈，但这些都与国民无关，无助于 “国民根本之进步”。因此，陈独秀断
言，从西方舶来的 “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 。
〔 ９〕
细察陈独秀的相关言论，“国民”是其中的关键词。在陈独秀眼中，包括政治变革在
内的社会变迁依赖国民，若与人民隔膜，最后肯定会失败。陈独秀还以世界经验为例，指
出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日本维新等社会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国民广泛参与其中。所
以惟有国民革命，才能成功。但中国 “惟有党派活动，而无国民运动”。政党没有成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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