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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宪法与孔教》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复辟与尊孔》，
易白沙的 《孔子平议》，吴虞的 《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李大钊的 《宪法与思想自由》
《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一系列文章，是五四时期批判孔子及其所代表
的儒家文化的代表性著作。
首先，针对孔教运动要求在宪法中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新文化知识分子强调孔教不
是宗教，指出：“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 （宗教实质，重在灵魂之救济，出世之宗也。孔子
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信，皆入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与仪式，是
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 他们认为，无论是从狭义的，还是广义的角度来考察，孔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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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都有很大距离，不能称之为宗教，指出：“自广义的宗教言之 （信仰心），必有形而
上之人生观及世界观。而孔子无之，其所有者，皆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之范围。孔子
自言无可无不可，孟子评为圣之时者，其不立一定之信条可见。自狭义的宗教言之，必有
神秘思想，而孔子又无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其不涉神秘可
见，故孔子绝非宗教家，而孔教为不辞。” 在新文化知识分子看来，孔教或者儒学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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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是宗教，它实际上与其它诸子学一样，“曾经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敌对的学派
中的一派”，因此，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
唯一源泉，而只是在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耀眼明星”。
〔 ９〕
其次，认为定孔教为国教，实际上是一种思想专制和偶像崇拜，不利于人们探索和追
求真理。为此，陈独秀指出：“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
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故不
能已于一言。” 李大钊也认为，“即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惟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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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说以助益其自我之修养，俾孔子为我之孔子可也。奉其自我以贡献于孔子偶像之
前，使其自我为孔子之我不可也” 。他强调，“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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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
也” 。在新文化知识分子看来，孔子及其学说并不代表真理，“吾人与其信孔子，信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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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信耶稣，不如信真理”。鉴于孔子学说也有合理的成分，他们主张对孔子采取一分为
二的辩证态度，对孔子之道中合乎真理的部分，“我则取之；否者，斥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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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认为尊孔与复辟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分析和回顾尊孔读经与袁世凯复
辟、张勋复辟之间的联系，他们得出结论认为： “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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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盖复辟尚不必
尊孔，以世界左袒君主政治之学说，非独孔子一人。若尊孔而不主张复辟，则妄人也，是
不知孔子之道者也。” 为了扫除复辟的思想基础，他们主张对孔子学说乃至整个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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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行系统总结和价值重估。胡适等人的整理国故运动便是要达此目的。也有的人主张儒
教革命，指出：“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 更激烈的是，有的人甚至主张废除孔学，认为 “二千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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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演孔二先生一家之说。……欲祛除三纲五常之奴
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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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在批评孔子及其学说的过程中，部分新文化知识分子说过一些十分绝对的
话，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是，总体而言，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人们的思想在一定
程度上获得了解放。其意义正如胡适所说：“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解放。我
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
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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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研究将日趋客观、理性。这为现代新儒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作为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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