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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
权并重。”
〔 ２６〕
在认定 “民主”和 “科学”是促使西方国家在近代迅速发展的文化原因之后，新文

化知识分子便高举 “民主”“科学”的旗帜，奔走呼号，将新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１９１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本志同人本来无
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和赛因斯 （ Ｓｃｉｅｎｃｅ）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
条滔天的大罪。”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
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
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优先生，一切政府
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 ２７〕
除了倡导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之外，新文化知识分子还特别强调要以一种 “评判”
的眼光、“进化”的态度和 “创造的精神”去认识中西文化及其他问题。为此，胡适指
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 ‘评判的态度’。” 蒋梦麟也
〔 ２８〕
认为 “新思想不能用时代来定，也不能以西洋输入的来作标准。照我的意思来看，新思想
是一个态度，这一个态度是向那进化一方面走” 。而陈独秀说的更明确，强调 “新文化
〔 ２９〕
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
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
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我们尽可前无古人，
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
〔 ３０〕 。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创造世界新文化的主张。李大钊就指出：“东洋文明
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
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 胡适则在
〔 ３１〕
《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主张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很显然，
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既对中国的固有文化不满意，又对西方文化不满意，他们更期望在综
合东西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一种新的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期的所谓新旧之争、东西之争是相对的，并非截然对立、互不
关联。比如鲁迅、胡适可谓新文化的翘楚，但是，具体到生活中，他们的衣着、生活习惯
以及婚姻观念实际上还是比较传统的。再比如，康有为主张定孔教为国教，似乎很保守，
但是，看了他的 《大同书》之后，对他保守的印象荡然无存，反而会觉得他比谁都 “激
进”。还有辜鸿铭，总是扎着小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简直是个冥顽不化的老朽，但实际
上他曾长期生活在国外，谙熟中西文化，精通多国语言，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化的经典，在
国际上颇有声誉。凡此种种，告诉我们，研究五四时期的人物与思想，一方面要明了时代
潮流和人物的主体思想，另一方面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绝对化。
倘若我们换个思路，先打破思想上固有的文化流派的划分，然后具体分析当时每个知
识分子的言论的话，我们会发现，五四时期不少观点还是很有创见的，甚至对今天都有一
定的借鉴和启示。例如，当时正当新旧文化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激烈进行时，有不少人敏
锐地意识到，不仅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面临困境和挑战，而且西方文化也是困难重重，步
履维艰。为此，他们呼吁中国能为未来世界的新文化有所贡献，指出：“新时势之来，中
国与西洋各国必处于相同境遇，故未来文明之创造，不能视为西洋人独有之要求，即不能
诿为西洋人独具之责任。中国既为人类之一部分，则对于世界之未来文明，亦宜有所努
力，有所贡献。中国固有文明虽非可直接应用于未来世界，然其根本上与现代西洋文明，
差异殊多，关于人类生活上之经验与理想，颇有足以证明西洋现代文明之错误，为世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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