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0 - 《社会》2026年第4期

从分娩记忆看中国女性产痛的代际变迁与社会意涵

小志的分娩经历表明，麻醉技术并不总能实现“无痛”的预期目标。
不可否认，麻醉效果的个体差异确实存在，部分剖宫产者也会在麻醉后
感到剧烈疼痛（访谈材料：20210505JYF），但医护人员用个体差异、药效
不佳或产程进展过快等加以解释， 本质上掩盖了其他因素对减痛效果
的整体影响。 根据《分娩镇痛专家共识（ 2016 版）》，无痛分娩的麻醉使
用并没有确切的剂量与时间规定，而只有参考的执行范围。 剂量多少、
推药速度与产程的匹配度，往往取决于麻醉师、产科医生和助产士之间
的紧密配合与实时判断。 助产士需要观察产妇宫缩、胎心改变并进行产
程管理； 麻醉师需要根据疼痛程度调整镇痛泵的设置或调整药物的浓
度（沈晓凤、姚尚龙，2016）。助产士如果对产程判断不准确，就会使产妇
像小志一样错过实施无痛的最佳时间；麻醉师的给药剂量如果不合适，
则会导致产妇无法感知镇痛技术的有效性。 最典型的案例是一名产妇
在缝合阶段被助产士提前关闭了镇痛泵， 她因而能清晰地感受到医生
把皮拎起来缝针的痛楚（访谈材料：20250807SYQ）。 可见，当“无痛”系
统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断裂时，技术的“无痛”承诺便难以在个体的
分娩体验中实现， 这是无痛分娩技术在缺乏系统性配合时难以单独发
挥作用的重要原因。
（二）非技术减痛
无论何种分娩方式，“减痛”技术均存在失效的可能。 身处深度医疗
化的分娩语境中，当代产妇并没有因技术的介入而完全客体化（林晓珊，
2011），相反，她们仍在疼痛的普遍性与医学的局限性之间寻找减痛的缝
隙。 这种缝隙首先表现在生育从私人经验向公共话语的转变过程中。 如
前文所言，生育事件在传统社会是隐晦的、私密的，即便到了20 世纪八
九十年代，走出家门、进入工厂的女性仍然很少公开谈论生育。 随着生育
的公开化， 大型医院开始通过孕妇学校向产妇及家属普及相关知识，但
是与产痛相关的内容并不在其中，“上课讲的也不是想要听的，听也不想
听”（访谈材料：20210505JYF）。 于是，主动寻求和交换生育信息成为产妇
获得生育掌控感的重要策略。 在访谈期间，一位孕早期的产妇小宋主动
加入了谈话。 小宋虽然距离分娩还有大半年，但已经从有过分娩经历的
朋友以及网络上获得了大量有关分娩的信息，得知“进了产房就不把你
当人看”以及“医生护士不会来理你的，所以他们说要请导乐，导乐会一
直陪着你”（访谈材料：20210504SYQ）。 为此，她和丈夫探访了多家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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