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3 - 《社会》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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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6·4
容纳的乡土熟人社会的信任与人情， 成为技术缺位下的隐性减痛机
制。 进入 21 世纪，城市医院的高度医疗化空间提供了分娩镇痛、剖宫
产等减痛技术，但在实践中技术不时陷入“失效”的境地，原因是医院
空间以技术理性与制度规范剥离了情感联结，不对等的医患关系与去
人情化的医疗流程反而放大了女性的孤独感与失控感，促使女性尝试
通过导乐、家属陪产等非技术手段重构疼痛主体性。 这一空间变迁的
轨迹清晰表明，对产痛的感知、表达与应对始终受到分娩场域的社会
文化属性的形塑。
从中国分娩医疗化的进程来看， 医学技术的单向度演进并未带来
疼痛体验的线性衰减。 从传统产婆对疼痛的漠视，到精神预防性无痛分
娩法对产痛的政治化消解，再到基层医疗麻醉技术的缺席，最后是现代
医院对减痛技术的标准化执行和国家层面分娩镇痛试点的推出， 医疗
技术对产痛的干预提升了分娩的安全性， 一定程度上减少或规避了一
些产痛，但它的可及性、技术局限性、操作细节以及对情感维度与社会
属性的长期忽视也使得镇痛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制造出新的痛苦。 在此
过程中，家庭伦理的松绑、熟人社会网络的人情安抚以及导乐与家属陪
伴等社会支持的介入，构成了重要的“非技术性减痛”机制。这一过程印
证了医学化理论的核心命题： 医疗对身体的过度介入会在解决旧问题
的同时制造新的身体困境， 而社会支持和情感回应的缺失是医疗化进
程中无法被技术弥补的核心缺陷。
从性别与主体性的代际觉醒来看， 产痛的变迁史亦是中国女性生
育主体性的解放史。 集体化时期，女性身体归属于家庭与社会，疼痛被
压抑为诉不尽的苦；20 世纪 70 年代后， 医疗化让产痛进入公共视野，
女性开始感知并诉说疼痛，却仍受到乡土规范的约束；21 世纪以来，身
心疼痛感受成为分娩叙事的主题， 女性也逐渐从被动承受疼痛转向主
动掌控分娩过程，通过提前的信息获取、分娩方式的选择和情感支持的
寻求等方式，试图夺回疼痛的话语权与身体的主导权。 这一转变意味着
女性实现了从“生育工具”到“医疗客体”再到“具身主体”的身份跃迁，
产痛不再是女性必须独自忍受的苦难，而是女性身体自主、性别觉醒的
社会投射。
从空间、技术到主体性，产痛的代际差异表明，疼痛从来不只是神
经信号反应，更是一种深植于社会结构中的具身叙事。 它既反映了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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